樊增祥的诗(樊增祥诗词)

　　本文目录

　　

1. 樊增祥的简介
2. 樊增祥的人物轶事
3. 三多的三多诗文书画
4. 樊增祥的得意门生

　　樊增祥（1846年至1931年）字嘉父，号云门，别字樊山、天琴，别署天琴居士、武威樊嘉等，晚年自署天琴老人，湖北省恩施县六角亭西正街梓潼巷人。生于清宣宗道光二十六年，卒于民国二十年，年八十六岁。天性聪颖，美姿容，工为文章。游京师，为李慈铭所称。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后，历陕西宜川、渭南等县知事，累官至陕西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北京国民政府参政院参政。清末民初著名晚唐诗派代表诗人、文学家、藏书家、书法家。入民国，寓北京，文酒过从。增祥工于诗，好为艳体，其《前后彩云》二曲，尤有名，死后，遗诗多至三万余首，其判牍亦佳，文墨吏奉为圭臬。著有樊山全集，传于世。

　　性喜藏书，早年家贫，无书可读，自中举人之后，与藏书家缪荃孙多书信来往。又结识了张之洞，方开始肆力购书与藏书，历时30余年，伦明称“所藏多为旧抄宋元人诗集，盖《永乐大典》辑佚原本，法梧门旧藏也”。还收藏有李慈铭晚年日记手稿数册。藏书楼名“樊园”，藏书20余万卷，书画、碑帖之属，10余巨簏，齐白石在西安曾观其所藏朱耷、金农、罗聘、徐渭、石涛诸名家画幅多幅，并深受影响，画花鸟由工笔而变为写意。又与海上遗老组诗社名“超社”。所藏书在其晚年就开始流散，过世后，先后被张元济、傅增湘等藏书家收藏多种，伦明亦藏有其明刻旧本数种。藏书印有“天琴道人樊增祥”、“樊园收藏”、“今是先生藏本”等。

　　1931年辛未3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著有诗集《云门初集》、《北游集》、《东归集》、《涉江集》、《关中集》等50余种，后皆收入《樊山全书》，词集有《五十麝斋词赓》，亦收入《樊山全书》等传世。

　　 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画报热潮，三五个同好集资创办的私人画报是画报的主流，但像《北平画报》自创刊到终刊，一直由一个人主持的画报还不多见。1928年8月5日，报人李乐天在北平创办了《北平画报》，樊山老人（即樊增祥）题写刊名，主编、编辑、出版、发行均由李乐天一人负责。画报“纯属营业性质，同仁集资合办，以求文艺之大同，任何党派均不加入，任何机关均不联络”，以“破除寂寞，增进兴趣，负载义之神的使命，散布艺术于人间”为办刊宗旨。社址设在北平西四帅府胡同10号。约于1929年7月出刊至第41期终刊。

　　《北平画报》为艺术类刊物，自称“以研究文艺、提倡美术为主旨，至于国家政治、社会新闻，概不刊载”。周刊，逢周日出版，8开本，四版，道林纸，铜版印刷，以图为主，图文并茂。同期画报一版、四版多为广告，独《北平画报》几乎没有广告。图片有名人、名伶、明星、学校高材生、名人书画、人体摄影、各地风景、漫画、印谱等。文字以戏剧评论、新片简介、影星介绍、画家小传、时事新闻为主。其封面极为独特，在当年流行的美人照上衬托以恰当的绘画作品，并配有“题画”，说明画作缘起和寓意。面对当年数家短命画报的相继停刊，深受经济困扰的主编李乐天，在第30期《饯行》一文中，在为停刊画报饯行的同时，也不无感慨地写道：“《北平画报》是北平市画报中的落伍者，落伍的报，独个的人，存在可以没有什么可能性，死之神或要来握手了……希望你们也在那里欢迎我——《北平画报》。”但从画报内容上看，画报之所以能够坚持近一年，是因为它有樊山老人父子、王君异、韩楣楣、李小雪等文坛、画界大家作为画报的固定作者群，而且在全国各地甚至日本、英国都有其特约摄影记者。刊有五三漫画会王君异的漫画，韩楣楣的长篇小说《战痕》、李小雪的《半霞庵菊话》、钟鸣的《蓬室丛谈》和怡翁的小说《坠鹄攀云记》、《八怪戏蜂记》、《从何谈起》以及每期一方的退思堂藏印谱。从第32期开始刊登时政新闻，如《孙中山逝世四周年的纪念活动》、《林森演讲》、《上海伶界与晶报风潮始末》等。题写刊头的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一作云门，号樊山，晚号天琴老人，近代藏书家、诗圣、书法家。湖北恩施人，清光绪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喜诗文及收藏书籍、古画，其诗文浮艳，以《彩云曲》咏赛金花事负名。藏书楼名“樊园”，藏书20余万卷，书画、碑帖之属，10余巨簏。又与上海遗老组诗社名“超社”。著有《樊山集》、《樊山公牍》、《二家咏古诗》、《二家词抄》、《东滨草堂乐府》、《微云榭词选》、《时文》等。画报几乎每期都有他自创自书的诗词歌赋，读者一方面可以领略“诗圣”在诗词上的深厚造诣，一方面可以一睹老人的精湛书法。其子樊季瑞是漫画专栏的固定作者，曾以笔名“KD、非叛徒、楚国男子”等见诸报端。画报创刊不久他因患脑溢血而不幸病故，时年仅35岁。为此，画报特出版“追悼已故名艺术家KD先生专号”，介绍其生平，刊登其遗墨，尤其是樊山老人的《哭瑞儿》一文，以八首诗串联全文，表达了父亲对儿子深厚亲情和深切怀念，读来，使人心痛，让人心酸。时为文坛名宿的樊山老人曾为名不见经传的齐白石亲手撰写治印润格：“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樊增祥。”为齐白石的人品、画艺做了一个最好的广告。一时传为画坛佳话。此后，齐白石的诗也深得樊山老人的精髓。故而，齐白石先生非常感激、敬重他，不但时常到他家看望，而且还在寒冷的冬季为他送去了温暖鹅绒被。

　　为此，樊山老人在画报第26期撰写了律诗《樊山老人谢齐白石先生赠鹅绒被歌》，表达了自己的欣喜之情和对齐白石的谢意：

　　“狂飚吹沙白鹅鸣，雪毛忽□弋人矰。舍身己入头鹅宴，颈绒腹毛柔不胜，

　　天地生材必有用，食肉寝皮人所能，毡毛付予弹花手，长弓槌做霹雳声，

　　净拣欲过杨花白，厚积乃如灯草轻，短发四从赛龙女，布衫七斤美衲僧，

　　长可八尺宽五尺，六十四铢犹未盈，踏里不裂棋子布，作面须用独窠绫，

　　白石山人怜我老，珍重卷赠如瑶琼，固南一生好独睐，非人不暖徒虚名，

　　得此便抵热玉暖，貂狐宁识有霜冰，雪夜鸟薪万钱值，亦如白衣送酒倾，

　　今夕奇温胜缯絮，如兰中蛹绷中婴，体着林敷柔若面，卧闻哈呓甜甚饧，

　　绳床纸帐拜君赐，更胜茏鹅道士情，梦到借山梅花下，直待八甎红日醒。”

　　这首诗见证了樊山老人与齐白石先生的深厚情谊。（本文“□”为替换文献中无法辨认的字）

　　慧眼识珠，樊增祥为齐白石订制润格全文

　　齐山人笔单樊増祥撰

　　齐山人笔单，并序。

　　湘潭齐山人，少贫，有奇慧，能雕绘万象,斤风镂冰。王湘绮先生见其印谱，奇赏之；招至门下，教之读书，学为诗。有国初六家风格；画山水、人物、禽虫、花果，入毫发粗，兼有‘四王五恽’、朱耷、道济、金农、罗聘之长；尤工美人，轶余集、改琦而上之近世顾洛、费丹旭，不中作仆也。山人性孤，冷湘抚；某公雅相知重，遣材官持百金往聘，至门，问齐先生，且道抚部意。有衣短布衣此应客曰：山人出游未归；素不入官府；不敢受金。材官怒驰去。短衣此即山人也。湘人求画、求篆刻皆弗应，独善湘潭郭葆荪、桂阳夏五彝；两君居关中，招山人来游关中。求画、求篆刻，此一不应如在湘中。时与余一见如旧，今当偕五彝入都，余谓都中求画求篆刻，此当十倍；秦楚深闭，固拒而不得，不若高其价以待之。唐解元卖青山之钱以办蔬饭，自有烟岚气息。持归章亲，香逾兰黍矣。今以愚意逐列价目如左：白石草衣画，写意山水条幅，毎幅二十金，工细此倍之。写意美人条幅，每幅二十金，工细此倍之。写意花鸟人物每一条幅十六金，工细此倍之。团扇摺扇每柄四金，工细此八金。册页每部八开，此十六金；十二开，此二十四金。方广汉尺，一尺为本，加大此倍之，工细此倍之。手卷长至尺，此十二金，加长一尺则加四金，工细此倍之。逾丈此百金，三丈此三百金。凡卷逾二丈，皆先收笔资，十年后交画。传真无论直幅、横看，每幅百金。印章价，常用之印毎字一金。印在方广逾寸，此毎字二金，加大此照加。石径二分，字若黍粒，此毎字十金。刻墓志表无价。细刻白竹扇骨无价。此其大略也。永兴残帖，一‘鹤’字，易斗米；一‘口’字，易数金；东坡‘枯木竹石’，月须米五斛，酒数升，以十年计，即须六百石米，乃易一画。而皇甫持正之三千字，三千匹绢犹为廉矣。余为山人评定价目，皆从其至少此；世有解人，当不我讶！

　　光绪癸卯三月朔，天琴居士手定。

　　齐山人笔单樊増祥撰书金陵天渡楼收藏

　　三多又署鹿樵、可园、瓜园，为樊增祥诗弟子，其诗多边地莽苍之气，善以满蒙方言叙述。

　　三多的代表作是诗集《可园诗钞》。线装石印本，清光绪间出版。《可园诗钞》卷四收有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1903)写的《寒食》，内云:“我生三十三寒食……回溯辛未吾已降”，从是年上溯三十三年，正是辛未即同治十年。至于生日，《余生长杭州……》一诗的副题交代得很明白:“五月二十二日舟中初度”。六桥曾居京师东城板厂胡同，为满洲文集旧宅，家有可园，擅竹之胜。

　　晚年，他隐居北京城，实则脱离了政治舞台，从事写诗、做学问、整理出版自己一生写作成果之行当。他的著作多以“可园”为名。可见，他在北京的宅院必定是一处极可人意的高级园林化豪华宅邸。晚年，三多在此处可园写出了多部书稿。1940年70岁时，三多很可能就是在北京谢世的。

　　另据记载，三多又名三六桥。“三六桥”，颇有点像地名，其实是一个人。此人系蒙古族，姓钟木依氏，汉字姓为张，名三多，自号六桥(非其字)，“人以其‘三’字为姓，配号而呼为‘三六桥’”(俞樾:《曲园日记》)。十七岁时，三多“承其世叔父难荫，得袭三等轻车都尉，食三品俸”(王延鼎《可园诗钞》序)。六桥并未中过举人，他虽“奋志读书，欲就试，格于例，不得与，去而学诗、学琴、学书画”，跟从俞樾的“门下士”王延鼎(字梦薇，号瓠楼或壶楼)游学，成为王的“高足弟子”。(见王序及俞樾的《可园杂篡》序)因此，人们便把六桥看作俞樾的“门人”，三多也称俞曲园为“太夫子”。狄平子称他:“风格逸丽,不减迦陵。”他和俞曲园（俞樾）颇友善。《曲园日记》中说:“六桥,蒙古人,名三多,六桥其号,年十七,袭三等轻车都尉。”

　　三多喜爱藏书和读书，他有一首《藏书》诗，云:“爱坐图书府，如对古贤豪。积石亦为仓，敢比谯国曹。”也爱看《红楼梦》，常以有关“红楼”的事入诗。如:《题韵松〈东山行旅图〉》中有“漏天可助娲皇补”之句；《吴门舟次》中有句说：“红楼近水皆灯火”；《寄赠耆寿民（龄）京卿》有句云：“怡红君薄成常侍，存素吾惭法翰林”。三多和日本人交往甚多，关系很深。如《日本桑名铁城箕以印谱索题即赠》，诗中说“花乳多君为我砻”，自注:“承刻石章”。在《二月二十二日日本村山(正隆)招同云承游湖书赠》诗中，三多把日本人村山引为“吾党”，称道他们“同心足抗横”。三多还在沈阳参加了日本人的图书馆十五届大会，写过文章。从这些迹象看来，三多收藏过百十回本《石头记》，后来转让给日本人，是完全有可能的。所谓三六桥本，大概是从东北流落到日本去的，不可能留在上海。他是一位文官，工诗词，善琴画的收藏大家，曾收尽天下奇珍异宝，有字画、古玩等。他在清末任驻蒙古(现在的外蒙古)的边防大臣时，崇尚“兴学科教、改革、修铁路、经商”等，所以他很想修筑一条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的铁路，改善落后的交通，把内地先进的知识传播过去。为了这个梦想，他捐出了家里所有的宝物，但最终，铁路没有修成，宝物也就从此下落不明。

　　在三多收藏的宝物中，有三件宝物最为珍贵。第一件是《西溪梅竹山庄画册》。该画册自嘉庆八年(1803年)奚冈开笔画《梅竹山庄图》始，耗时近百年集结成册，此画册将清朝中晚期的杭州书画名家一网打尽。第二件是纳兰性德的画像。纳兰性德是清代词人，大学士明珠的长子。第三件便是《红楼梦》的后三十回。对这个三十回，三多的后人郑先生（郑先生现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都认为这应该就是曹雪芹先生的原作版本。

　　如今，前两件都找到了“归宿”。2005年，杭州市政府重建西溪时，收藏画册的张珩的后人将画册留给了杭州，让画册“回了家”；而纳兰性德画像也被收藏进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目前，唯有曹雪芹的后三十回版本却至今下落不明。或许，日本的三六桥本《红楼梦》就是它？

　　三多又擅画花卉，兼工带写，赋色娇艳，意境清新，秀逸隽永，书卷气、富贵气兼备。亦能书法，工隶体，学俞樾。

　　樊增祥的潜江学生中，有两位得意门生——“客舍经秋复历冬，读书常得两生从。”一位是“此君高洁非虚名”的索生(索云舫)。樊增祥写有一首《秋夜同索生煮茶》。品茶诗词多见于樊增祥诗集，这是见证他素有此好的早年之作。师生二人深秋夜读，为了取暖提神，“起吹活火安铜瓶”，煮饮热茶。只是当年财力拮据的樊增祥买不起“官焙”的上好茶叶，只能“薄有草茗聊寄情”。因为饮茶太多，影响了睡眠，樊增祥夜半望月静思，下床寻纸砚写下了和索生饮茶夜读的纪事诗。另一位是因“好读书”而“万事坐捐弃”的甘生。

　　樊诗中说甘生“长我几五岁，相从问奇字。”也就是比樊年长的甘生向樊增祥执弟子礼。甘生即潜江末科进士甘鹏云的父亲甘树椿，当时带着年约八岁的次子甘鹏云同到传经书院读书。甘生和索生读书处是“讲舍东偏”的说诗台，两人自甘寂寞，埋头苦读。伴着附近法云寺的晨钟，他们早已起床举灯展卷。樊增祥任教潜江，当然希望学生们学有所成，他的《潜江讲舍题壁》诗云：“废院经时长绿苔，两斋寂寞野花开。琴书草草成流寓，词赋寥寥想异才。”樊增祥精于诗词音韵，曾写《戏题近人诗集示及门诸子》一首，为学生指导写诗要领。但数年的寒窗苦读，县学书院中的秀才们，目的就是赴省应三年一度的秋闱乡试，争取举人功名。樊增祥此时写下了长达三十四联的《别甘生索生》。樊增祥对甘树椿的举子之业寄予厚望，但其真正的科举荣耀，是得自于若干年后次子甘鹏云高中举人、进士后，树椿父以子荣，诏封通议大夫，此是后话。对于生活清贫的门生索生，樊增祥牵挂不已：“今兹舍汝归，我思将焉置。”临别前夜，樊增祥与甘生索生“炳烛黯相对，无言坐达晨。”“临当渡河水，一再为鼓琴。琴心一何悲，流水一何深！庶几千里违，犹闻弦上音。”师生依依惜别的伤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因为久居潜江，濒湖而居的老百姓对樊增祥这位“大知识分子”也由敬仰而亲近。此时也纷纷出门相送，令樊增祥心头为之一热。樊增祥《将之鄂垣留别潜江诸同人》四首，原载《光绪潜江县志续》。最新校注出版并收集樊诗相对较完整的《樊樊山诗集》（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附录的佚诗辑中也未见录入此诗，就视之为青年樊增祥留给潜江的一份独特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