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祎的简介(李祎然个人资料简介)

　　本文目录

　　

1. 唐朝皇子李恪的简介
2. 李祎简介
3. 王晙简介
4. 蜀王李恪生平简介

　　6、“显贵”的后代们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李恪后来被追封为郁林王，实际上是从一品的郡王，长子李千里被封为从三品的郁林县侯。武则天的时候，李唐宗室诸王中德高望重的都被杀得差不多了，只有李千里因为无才无德气量狭小性情急躁，又多次进献吉祥的物品才得以免于祸患。李唐宗室复辟后，李千里进封成王，与自己的儿子李禧跟随节愍太子起兵结果兵败被杀，等到睿宗即位后，睿宗虽然称其“保国安人，克成忠义，愿除凶丑，翻陷诛夷”，又表示“永言沦没，良深痛悼”，结果也只是官复原职，既无追赠亦无改葬。

　　次子李玮早卒。唐中宗初年追封为朗陵王，他的儿子李袨过继给了李恪的胞弟蜀王李愔，官至从四品上的秘书少监，唐玄宗的时候爵位改成了郡王，不过从礼法上来说，这支已经与李恪无关了。

　　三子李琨，《旧唐书》上说的很清楚，唐玄宗的时候因为占了儿子李祎的光，被追赠了个正三品的工部尚书，并被追封为了吴王。所以显然李琨能够被追封为吴王，与自己的父亲郁林郡王李恪没有半点关系，完全是自己儿子的功劳。而且李琨被追封后没有改葬，也没有因为追赠而补发俸禄。对照一下同辈李治的嫡子们，不是皇帝就被追封皇帝，不能追封为皇帝的即使被废后仍追封为太子；再比较开元同期，李隆基兄弟除早夭的为亲王，其余的不是被追封为皇帝就是太子。再想想李琨的幼子李祗早在唐中宗的时候就继承了吴王这个封号，就知道李琨追封的这个“吴王”究竟能有什么分量与荣誉了。

　　李琨的幼子李祗继承了这一脉，李祗是经过几次升迁才做到了从三品的陈留太守，而他的儿子李巘先是凭借门荫补了个五品官，后来继承了嗣吴王的爵位。《新唐书》中说李巘死的时候被追赠了太子少保，但因其“历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风雨。收恤甥侄，慈爱过人，家无留储”，所以最后还是“公卿合赙乃克葬”。这点就不太能理解了，为什么李巘本身是从一品的爵位，死后又被追赠了从二品的官职，然而朝廷却没赏赐任何丧葬钱物，甚至需要同事们凑份子才能顺利安葬呢？

　　四子李璄，唐中宗的时候被封为归政郡王，因为其兄李千里参与了节愍太子起兵一事，所以连坐被贬为南州司马。最后卒于任上。

　　至于李琨的长子李祎，因为过继给了江王李嚣，所以从礼法上也排除在了李恪这一脉之外。不过既然《旧唐书》中郑重其事地声称李琨得以追封吴王是因为李祎的“显贵”，还说李祎的三个儿子“皆至达官，别有传”，那我们就来看看李祎这一脉究竟显贵到何种程度。

　　李祎本来是继承了江王的爵位，但最后还是降了一等爵变成了信安郡王。不过李祎在唐玄宗的时候可谓是官运亨通，虽然他立下最大的军功时候，算起来已是60多岁的年逾花甲年近古稀之龄了。不过史书上对吴王李恪这一脉特别的有好感，所以虽然他的两个儿子都因为他的军功得以封官，他自己也加封了从一品的文散官开府仪同三司，又兼任支度使、营田使等官职，但史官仍要为其感慨一句“其赏不厚，甚为当时所叹。”等到天宝元年李祎成为太子少师，旋即就退休了；再等到第二年升为太子太师时，委任书刚下，李祎就病死了。根据《旧唐书》的记录来看，虽然史官记载唐玄宗听说李祎死后痛惜了很久，但李祎作为从一品的大官却连个谥号都没上，丧葬规模如何更是不得而知，而太子李亨对他的老师更是一点表示也没有。

　　由此可以参考一下李治是如何对待李绩的，加封李绩为太子太师时还特地增加他的实封共一千一百户；李绩生病的时候，李治和太子送药给他服用；李绩死后，李治为他辍朝七日，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曰贞武；最后风光陪葬昭陵的时候，李治更是“登楼临送，望柳车恸哭，并为设祭。皇太子亦从驾临送，哀恸悲感左右。”

　　再来看看史官专门为之单独成传的李祎三子。

　　《旧唐书》说李峘是以郡王子例封为国公的，唐玄宗在成都的时候健儿郭千仞趁夜谋乱，李峘等人带兵平定，却只加授了正三品的文散官金紫光禄大夫。而李岘以门荫入仕，经过“累”迁才做到正六品下的畿县令，不过按照“一品子正七品上”的规定来看，可以反证其父李祎的“显贵”了。然而就在长孙无忌被黜自尽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的嫡孙长孙延就已经捞到了正五品以上的京官。而李岘后来因为“匡翊肃宗”有功，得封国公。李峄则是最后官至从三品的蜀州刺史，史官称这一门显贵的三兄弟为“荣耀冠时”（不知道同祖同辈的李巘被同僚凑份子下葬的时候这三位在哪里）。

　　这三兄弟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李岘，史官称其“少有吏干”“为政得人心”。然而正是在李岘身为京兆府尹的时候，杨贵妃的族人横行长安，李岘不仅对此束手无策，还被杨国忠找了个借口贬出了京城。直到唐肃宗上台后，才重新重用了他，最后更是“与吕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又因为李岘“位望稍高，军国大事，诸公莫敢言，皆独决于岘”（位望“低”的第五琦不服：作为税法改革家，咱只受制于皇上）。结果“专权”的李岘“为中官所挤”，遭到李辅国的排挤，成为唐朝首位屈居于阉官之下的知名宰辅。

　　就史书中的记录而言，李恪的子孙后代看上去都是相当显贵的，不是嗣吴王就是官至正五品以上。然而无论是李恪的嫡系李祗一脉，还是出继江王的李祎一脉，历仕则天、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乃至以后的各代唐朝皇帝，却都不曾将本就葬在长安的李恪之墓陪葬昭陵，这又是何因？而反观李承乾的嫡孙李适之出仕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就亲自下诏追赠李承乾为恒山愍王，以及褒赠了李适之的父亲伯父哥哥等好几个人。《旧唐书》中有言：“数丧同至京师，葬礼甚盛，仍刊石于坟所。”

　　而且相当令人玩味的一点是，李恪的儿子李璄，孙子李祗，曾孙李岘、李峄、李巘都曾做过宗正卿一职。

　　宗正卿职责何在？

　　简单点说就是掌管皇族资料的。所以聪明的你明白了吗，为什么史书中说李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而我们后人读起来只觉得相当的空虚，因为根本找不到相关的史料可以证明李恪究竟有什么文才和武才的，原来原因就在于此。

　　一直以来都有人怀疑有关李恪的资料被人篡改过了，如今看来的确是非常之有可能是被人篡改过了。不过可不是什么“胜利者的史书”，而是身为掌管皇族资料的宗正卿可比所谓的“胜利者”们更有实质的权力，他们要是将这些皇族的资料不动声色地修改一下，就算是皇帝也发现不了。

　　所以别的皇子亲王有名望有才能有吏干，都是有实实在在的事迹作支撑的，唯独李恪这里就只有非常浮夸的赞美之辞而已。而李恪的后人们之所以只添了些溢美之辞却没有增加更多的事迹让李恪的生平看上去更完善一些，想来一是因为李恪真的没什么事迹可以大书特书的，二来也是不敢随意乱编事迹添上去，因为多方一印证就有可能出现纰漏。所以最多也只是夸上几句，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反正读者也不可能穿越回去，就算是有所猜测也无法证明了。

　　而且李恪的后代历任宗正卿的时候已是中晚唐，联想一下五代十国因为战乱，李唐嫡系的资料散佚不少，唯独李恪这一脉的信息却能保存得如此“详实”。其中究竟有多少猫腻，呵呵，自己思索去吧。

　　李祎

　　李祎(？—743.10.24)，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唐朝宗室，著名军事将领。

　　李祎的祖父为吴王李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子；父亲李琨为李恪的第三子，武则天时期历任淄(今淄川，今属山东)、卫(治今河南卫辉)、宋(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县)、郑(治管城，今河南郑州市)、梁(治南郑，今陜西汉中市)、幽(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六州刺史，皆有名。圣历中，岭南獠人反唐，李琨为岭南招慰使，成功安抚了獠人。长安二年(702年)死于任上，赠司卫卿。神龙初年，赠张掖郡王。开元十七年(729年)，因李祎之功，又赠工部尚书，追封吴王。

　　李祎少有志向，对母亲非常孝顺，与家人相处的也很和睦，“抚弟祗等以友爱称”(《旧唐书·李祎列传》)。景龙四年(710年)，李祎任太子仆，兼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别驾，加银青光禄大夫。后被唐中宗李显特封为嗣江王。

　　同年，李祎出任德州(治安德，今山东陵县)刺史，此后又先后转任蔡(治汝阳，今河南汝南)、衢(治信安，今浙江衢县)等州刺史。唐玄宗李隆基继位后，李祎累转蜀蜀州(治今四川崇庆县)、濮(治鄄城，今山东鄄城东北)等州刺史。由于李祎为官清廉，治理严办，“人吏畏而服之”(《旧唐书·李祎列传》)，因此日渐重用。入朝为光禄卿，迁将作大匠。后因母亲去世暂离职。开元十二年(724年)，改封信安郡王。开元十五年(727年)，丁忧期满复出，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开始掌握军权。

　　开元十五年(727年)闰九月，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君被杀，使河、陇震动。鉴于河陇一带形势危急，唐玄宗决定派遣得力的官员前去镇守。十月十三日，唐玄宗任命李祎为朔方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摄御史大夫。又以朔方节度使萧嵩为河西节度等副大使。萧嵩又将刑部员外郎裴宽引为判官，与君？的原判官牛仙客俱掌军政，这才使河、陇地区的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不久，李祎迁礼部尚书，仍充朔方军节度使。

　　唐玄宗继位前，唐在与吐蕃的战争中屡吃败仗，尤其是河陇战场，不占任何优势。后来唐军依托一系列坚固据点——军镇，相对集中兵力，实行机动防御，并伺机反攻，逐步扩大了控制区域。吐蕃则以河西九曲之地(今青海东南黄河曲流处)为后勤基地，不断攻掠河陇一带。此后，经多年战，唐巩固了河陇一带的防务，加上国力的不断增强，唐玄宗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对吐蕃主动发起进攻。

　　起初，吐蕃军占领唐朝辖地的石堡城(又称铁刃城，在今青海湟源西南)后，即派重兵把守，并以此为前沿阵地，屡屡出兵，攻扰唐河西、陇右等地区。唐朝视其为心腹之患，决定攻取这一战略要地。开元十七年(729年)三月，唐玄宗命李祎与河西、陇右地区驻防将帅共议攻城大计。但诸将均以：“此城据险，又为吐蕃所惜，今总军深入，贼必并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则狼狈”为由，主张“不如按军持重，以观形势”(《旧唐书·李祎列传》)。但李祎则认为，石堡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夺回，“人臣之节，岂惮艰险？必期众寡不敌，吾则以死继之。茍利国家，此身何惜？”(《旧唐书·李祎列传》)

　　决定做出后，李祎又认真研究了攻城战术。因为石堡城依山而建，易守难攻，只有一条山道通往城中，如果采取强攻，将顿兵坚城之下，即使攻克，也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天宝八载六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最终数万人的代价方才攻克)。于是李祎大胆地决定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偷袭石堡城，以求出其不意，速战速决。一切准备就绪，李祎亲率大军日夜兼程杀奔石堡城，吐蕃守城官兵果然措手不及，伤亡甚众。二十四日，唐军以极小的代价顺利地攻克了石堡城，缴获粮储器械甚众。随后李祎留兵据守要害，令吐蕃军无法前进。自此，唐河西、陇右地区连成一片，各路唐军可以四处巡逻，拓境达千余里。唐玄宗闻讯大喜，下令改石堡城为振武军。

　　此战，李祎力排众议，坚持出兵，又出敌不意，远距离奔袭，攻其不备，夺取重镇，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这一战同时沉重打击了吐蕃，由于连战连败，致使国内哗然，只好再次派遣使者求和请婚，远嫁吐蕃的金城公主也从中斡旋。唐玄宗这才应吐蕃请求，送与诗书。开元十八年(730年)，双方约以赤岭(今青海日月山)为界，并于甘松岭(今四川松潘境)及赤岭互市。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蕃两在赤岭树碑纪念，双方边将均参加了这一庆典。结止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两国数年之间无没有交兵，李祎可谓功不可抹。

　　李祎由于军功显赫而倍受唐玄宗的宠爱，这引起一此大臣的嫉妒。时任宰相的宇文融既害怕李祎拥有的很大的兵权，又担心他对唐玄宗日益增长的影响，同时还可能防备他会加强萧嵩的政治地位而对己不利。因此，他安排御史李寅弹劾李祎。但李寅预先通知了李祎，李祎闻讯后立即上奏唐玄宗。当李寅后来将弹劾状呈上时，唐玄宗怒加驳斥。李祎未受非难，宇文融反而被贬为汝州(治梁县，今河南临汝)刺史。此时他担任宰相只有一百天。

　　河陇一带的形势得到缓解后，东北的的形势却变得紧张起来。开元十二年时，契丹王李郁于卒，弟李吐于继位。李吐于与大臣可突于互相猜忌。开元十三年，李吐于奔唐，不敢返回，唐玄宗封其为辽阳王，留京宿卫。可突于遂立前契丹首领李尽忠之弟李邵固为主。唐玄宗为全力对付吐蕃，只好应其所请，封李邵固为广化王，奚王苏鲁为奉诚王。开元十八年，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于入贡，同平章事李元纮对其无礼，使可突于不满而归。五月二十六日，可突于杀害李邵固，立屈烈为主，率其部众并胁迫奚众背唐降于突厥。奚王李鲁苏及其妻韦氏、李邵固妻陈氏皆奔唐。

　　唐玄宗闻讯，立即下制，令幽州长史、知范阳节度事赵含章率部征讨，又命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于关内、河东、河南、河北等分道招募勇士。六月二十三日，玄宗又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李浚(即后来的肃宗李亨)遥领河北道行军元帅，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胄先为副元帅，率程伯献、张文俨、宋之悌、李东蒙、赵万功、郭英杰等18总管继讨奚与契丹叛乱部众，后因故未行。

　　开元二十年正月十一日，唐玄宗以李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将其由西北调至东北，率兵进击奚、契丹。二十八日以户部侍郎裴耀卿为副总管。三月，李祎率耀卿、含章等分道进攻，含章军先与奚、契丹兵相遇，奚、契丹望风遁去。这时，平卢先锋将乌承玼对含章说：“二虏(指奚、契丹)，剧贼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诱我也，宜按兵以观其变。”(《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三》)但含章却执意不纳，仍率部追赶，遂与契丹和奚众在抱白山(似为白狼山，或白鹿山，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境)展开激战。可突于率伏兵一齐杀出，唐军大败。恰好乌承呲率本部兵马从西面向契丹发动突然袭击，契丹与奚众抵挡不住，遂向后逃走。二十六日，李祎率唐军主力赶到，奋勇追击，大破奚、契丹，俘斩甚众。可突于率残部远逃。其余众流窜山谷。奚酋李诗琐高率5000余帐来降。李祎引兵凯旋。

　　此战，在唐军初战失利的情况下，李祎及时率主力赶到，并果断展开追击，终大破奚、契丹，给其以沉重打击。李祎因功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关内支度、营田等使，兼采访处置使。但由于李祎功绩卓著，屡遭他人嫉妒，很多战功朝廷都不知道，所以赏赐的很少，非常可惜。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祎迁兵部尚书，朔方节度大使。后因受到牵连，被贬为衢州刺史。此后又出任滑(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怀(治河内，今河南沁阳)二州刺史。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六月，李祎拜太子少师，以年老致仕。天宝二年(743年)，迁太子太师。十月初三(公元743年10月24日)，李祎(时任太子太保)因病去世，终年八十余岁。唐玄宗闻讯痛惜良久。

　　李祎家教甚严，善训诸子，三个儿子李峘、李峄、李岘后皆至达官。

　　附：

　　石桥李祎别有经行所，迥跨重峦侧。粤因求瘼余，倏想寻真域。放情恣披拂，杖策聊□□。□□□□□，□□□□色。乱幡雾中见，雁塔云间识。薄烟幂远郊，遥峰没归翼。仙桥危石架，幽洞乘□□。□□□□□，□□□易测。二教无先后，一相平而直。冀兹捐俗心，永怀依妙力。

　　贻鼓吹李丞，时信安王北伐，李公王之所器者也储光羲北伐昧天造，王师示有征。辕门统元律，帝室命宗英。灵威方首事，仗钺按边城。膏雨被春草，黄云浮太清。文儒托后乘，武旅趋前旌。出车发西洛，营军临北平。曰予深固陋，志气颇纵横。尝思骠骑幕，愿逐嫖姚兵。惟贤美无度，海内依扬声。河间旧相许，车骑日逢迎。折节下谋士，深心论客卿。忠言虽未列，庶以知君诚。

　　信安王幕府诗高适云纪轩皇代，星高太白年。庙堂咨上策，幕府制中权。盘石藩维固，升坛礼乐先。国章荣印绶，公服贵貂蝉。乐善旌深德，输忠格上玄。剪桐光宠锡，题剑美贞坚。圣祚雄图广，师贞武德虔。雷霆七校发，旌旆五营连。华省征群乂，霜台举二贤。岂伊公望远，曾是茂才迁。并秉韬钤术，兼该翰墨筵。帝思麟阁像，臣献柏梁篇。振玉登辽甸，摐金历蓟壖。度河飞羽檄，横海泛楼船。北伐声逾迈，东征务以专。讲戎喧涿野，料敌静居延。军势持三略，兵戎自九天。朝瞻授钺去，时听偃戈旋。大漠风沙里，长城雨雪边。云端临碣石，波际隐朝鲜。夜壁冲高斗，寒空驻彩旃。倚弓玄兔月，饮马白狼川。庶物随交泰，苍生解倒悬。四郊增气象，万里绝风烟。关塞鸿勋著，京华甲第全。落梅横吹后，春色凯歌前。直道常兼济，微才独弃捐。曳裾诚已矣，投笔尚凄然。作赋同元淑，能诗匪仲宣。云霄不可望，空欲仰神仙。

　　王晙

　　王晙(653？—732.9.2)，沧州景城(今河北交河县东北)人，唐朝著名军事将领。

　　王晙祖籍为沧州景城人，后迁居洛阳(今河南洛阳)。王晙的祖父王有方曾官至岷州(治溢乐，今甘肃岷县)刺史；父亲王行果曾为长安尉，在当时颇有名气。王晙自幼便父母又亡，由祖父王有方抚养成人。由于出自官宦世家，王晙非常好学，他才华使王有方也非常惊奇，常说：“是子当兴吾宗。”(《新唐书·王晙列传》)王晙为人豪旷，不乐为衔检事。

　　二十岁时，王晙便擢明经第，任清苑(今为河北咻定道治)尉。此后历任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当时朔方军(治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元帅魏元忠出征失利，归罪于副将韩思忠。韩思忠当时按律当诛，但王晙认为：“思忠偏裨，权不己制，且其人勇智可惜，不宜独诛。”(《新唐书·王晙列传》)于是上表辩解。朝廷因此释放了韩思忠，随后王晙被调任渭南(今陜西渭南)令。

　　久视元年(700年)，宰相魏元忠因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张昌宗，被贬为高要(今广东肇庆)尉，司礼丞高戬、凤阁舍人张说都因此事受到牵连，也被流放到岭南。魏元忠素以忠正著称于世，因此王晙上奏武则天，为魏元忠申辩。凤阁舍人宋璟急忙相劝：“魏公且全矣，子须威严而坐理，恐子之狼狈也。”王晙大义凛然地说：“魏公忠而获罪，晙为义所激，颠沛无恨。”王晙的一席话使宋璟非常惭愧，自愧不如，慨叹道：“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负朝廷矣。”(《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

　　景龙末年，王晙出任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当时桂州屯有驻军，为解决驻军的补济，要从数百里之外的衡(治衡阳，今湖南衡阳)、永(治零陵，今湖南零陵)等州运送粮食，往返一次颇费周折。王晙到任后，修筑城郭，提高了桂州城的防御能力，然后奏请罢掉驻军，从而解决了粮运问题。任职期间，王晙还兴修水利，开垦屯田数千顷，使百姓丰衣足食。

　　先天元年(712年)八月，太子李隆基继位，是为唐玄宗。唐玄宗虽为天子，但当朝的宰相多为太平公主的党羽，为此尚书右仆射刘幽求与唐玄宗商讨对策，准备将其一网打尽。结果事情泄露，唐玄宗只好将刘幽求发配封州(治封川，今广东封川)。广州都督周利贞受到崔湜指使，准备加害刘幽求。由于去封州要经过桂州，王晙得知这一阴谋以后，便将刘幽求扣留在桂州。周利贞闻讯，屡次发公文索要刘幽求，王晙都不予理睬，周利贞便将此事上奏了朝廷。崔湜接至公文后，多次向王晙施压，让他遣送刘幽求，但王晙依旧不予理睬。刘幽求担心地问：“势且难全，正恐累君，奈何？”于是坚决地请王晙放他去广州，以免受到牵连。王晙向他解释说：“公之坐，非朋友所绝。晙在，终不忍公无罪就死。”(《新唐书·王晙列传》)在王晙的三番五次的保护下，刘幽求最终还是留在了桂州，因而保全了性命。

　　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铲除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崔湜等人也都被处斩。八月，刘幽求复出执政，出任尚书左仆射、平章军国大事，“故诏幽求为刻石辞。”(《新唐书·王晙列传》)

　　由于王晙官清明，造福一方，后来当王晙想回家乡上坟，桂州百姓一起上书朝廷，请求王晙留任。朝廷闻讯后，特下诏书表彰了王晙的功绩：“彼州往缘寇盗，户口凋残，委任失材，乃令至此。卿处事强济，远迩宁静，筑城务农，利益已广，隐括绥缉，复业者多。宜须政成，安此黎庶，百姓又有表请，不须来也。”(《旧唐书·王晙列传》)王晙遂在桂州留任一年，临行时，桂州百姓又刻石立碑歌颂其功德。

　　保护刘幽求一事使王晙得到了唐玄宗的信认，加上政绩出众，王晙的官职在一年内不段迁升。开元二年(714年)正月十三日，唐玄宗诏选政绩显著的地方官史入京为官。王晙入京后，任鸿胪大卿，充朔方军副大总管。闰二月，王晙又兼任安北大都护(治同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丰安(军所在今宁夏永宁西)、定远(军所在今宁夏永宁北)和三受降城及附近的军队皆受王晙统领，可谓风光无限。同时将安北大都护府迁至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西)，在此置兵屯田，防备突厥。不久王晙又转任太仆少卿、陇右群牧使。

　　此时唐与吐蕃的战争仍在河陇和西域两个战场上进行。两个战场互相策应，以河陇一带为主战场。唐朝采取依托军镇的办法，相对集中兵力，实行机动防御，并伺机反攻，逐步扩大控制区域。吐蕃则以河西九曲之地(今青海东南黄河曲流处)为后勤基地，不断攻掠河陇一带。

　　同年八月二十日，吐蕃大将勃坌达延、乞力徐等率10万(一说10余万)大军兵临洮州(治美相，今甘肃临潭)，继而攻打兰州(治子城，今甘肃兰州)和渭州(治襄武，今甘肃陇西县东)的渭源县(今甘肃渭源东北)，夺得大批牧马而还。王晙奉唐玄宗之命，随摄左羽林将军、陇右防御使薛讷、右骁卫将军郭知运等前去抵御。唐玄宗还下令在全国大募勇士，补充河、陇一带的兵力。

　　十月，吐蕃再次向渭源发起进攻。初二，唐玄宗下诏准备御驾亲征，并发兵10余万，马4万匹，迎击吐蕃。初十，薛讷率大军至武街驿(今甘肃临洮东)抗击吐蕃军。王晙则率2000兵马昼夜兼程奔袭至20里外的大来谷口，配合薛讷大军作战。当时吐蕃大将坌达延所率10万大军均屯于此处，敌众我寡，双方兵力对比悬殊。此时如果防守，唐军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王晙深知兵不厌诈，便决定率军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王晙选精兵700人穿着吐蕃战服，分为前后两队，乘夜偷袭吐蕃军营。又在前队之后5里处多置鼓角，前队杀至营中后大声呼喊，五里外的后队则擂鼓吹号角助威。吐蕃军以为唐军主力赶到，惊恐之中，自相残杀，死万余人。

　　初战获胜后，王晙立即组织唐军进行追击，直至武街驿。这时薛讷率部邀击吐蕃军，距大来谷二十里时，为吐蕃军所阻。这样一来，吐蕃军就被唐军从两头压缩成一团，到处挤满了溃败的吐蕃兵。王晙再次选精兵乘夜偷袭吐蕃军，吐蕃大军顿时乱作一团，这时薛讷也率军杀到，唐军前后夹击，大败吐蕃军。坌达延率残部向洮水(今甘肃临潭西北)方向逃窜，王晙与薛讷合军，乘胜追杀至洮水，于长城堡(在今甘肃临洮境)展开激战，大败吐蕃军，斩首1.7万，截获牛羊120万头。吐蕃军见无路可退，便背水一战，誓死抗争。将薛讷军先锋、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郎将王海宾(其子为名将王忠嗣)围入其阵，而唐将嫉其战功，迟不发兵增援，使其战死沙场。王晙与薛讷率主力赶到后，将吐蕃残部分割包围，全部歼灭，杀的吐蕃军横尸遍野，洮水都为之不流，吐蕃将六指乡弥洪也为唐军所擒。这一战唐军取得了辉煌胜利，前后共杀吐蕃军数万人，将其所掠羊马全部追回。此战以后，唐军经过多年经营，巩固了河陇一带的防务，开始了对吐蕃的大规模反攻。

　　王晙在此战中，智勇兼备，两次出奇兵，最终使唐军以少胜多，堪称首功之臣。战后，王晙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封清源县男，兼原州(治高平，今宁夏固原)都督，不久又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并拜其子王班为朝散大夫。

　　王晙到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后，北方的形势发了重大变化。开元四年(716年)六月，后突厥可汗阿史那默啜被袭杀，其子匐俱小可汗立。但默啜兄子阙特勤率部袭杀了匐俱，并立其兄、左贤王默棘连即汗位，是为毗伽可汗，国人称为“小杀”。毗伽可汗即位之初，漠北的形势仍对后突厥汗国不利，各部落四分五裂。为此，毗伽可汗重新起用了默啜时期的重臣暾欲谷，稳定内部。又派人策反河曲地区的突厥降户，唆使其返归故土。而这时河曲地区的突厥降户也因地少人多，过著「无马、无衣”的穷困生活，也渐生叛意。

　　八月，王晙得知河曲降户企图叛离的消息后，立即上疏朝廷：“突厥时属乱离，所以款塞降附。其与部落，非有仇嫌，情异北风，理固明矣，养成其衅，虽悔何追。今者，河曲之中，安置降虏，此辈生梗，实难处置。日月渐久，奸诈逾深，窥边间隙，必为患难。今有降者部落，不受军州进止，辄动兵马，屡有伤杀。询问胜州左侧，被损五百余人。私置烽铺，潜为抗拒，公私行李，颇实危惧。北虏如或南牧，降户必与连衡。臣问没蕃归人云，却逃者甚众，南北信使，委曲通传，此辈降人，翻成细作。倘收合余烬，来逼军州，虏骑恁凌，胡兵应接，表里有敌，进退无援。虽复韩、彭之勇，孙、吴之策，令其制胜，其可必乎！

　　望至秋冬之际，令朔方军盛陈兵马，告其祸福，啖以缯帛之利，示以麋鹿之饶，说其鱼米之乡，陈其畜牧之地。并分配淮南、河南宽乡安置，仍给程粮，送至配所。虽复一时劳弊，必得久长安稳。二十年外，渐染淳风，将以充兵，皆为劲卒。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则高丽俘虏置之沙漠之曲，西域编氓散在青、徐之右，唯利是视，务安疆埸，何独降胡，不可移徙。

　　近者，在边将士，爰及安蕃使人，多作谀辞，不为实对。或言北虏破灭，或言降户安静，志欲自言功效，非有以徇邦家。伏愿察斯利口，行兹远虑，边荒清晏，黎元幸甚。

　　臣料留住之议，谋者云遵故事，必言降户之辈，旧置河曲之中，昔年既得康宁，今日还应稳便。但同时异事，先典攸传。往者颉利破亡，边境宁谧，降户之辈，无复他心，所以多历岁年，此类皆无动静。今虏见未破灭，降户私使往来，或畏北虏之威，或怀北虏之惠，又是北虏戚属，夫岂不识亲疏，将比昔年，安可同日！

　　臣料其中颇有三策。若盛陈兵马，散令分配，内获精兵之实，外袪黠虏之谋，暂劳永安，此上策也。若多屯士卒，广为备拟，亭障之地，蕃、汉相参，费甚人劳，此下策也。若置之朔塞，任之来往，通传信息，结成祸胎，此无策也。伏愿察斯三者，详其善恶，利害之状，长短可寻。纵因迁移，或致逃叛，但有移得之者，即是今日良图，留待河冰，恐即有变。臣蒙天泽，叨居重镇，逆耳利行，敢不尽言。”(《旧唐书·王晙列传》)

　　王晙在奏疏中奏告了河曲“却逃者甚众，南北信使，委曲通传，此辈降人，翻成细作”的情状，并预言他们即将“来逼军州，虏骑凭凌，胡兵接应，表里有敌”的发展趋势，唐军将会陷入“进退无援”的困境，最后还请求朝廷诏令“朔方军盛陈兵马，告其祸福”，并将这些降户“分配淮南、河南宽乡安置，仍给程粮，送至配所”。这样，“虽复一时劳弊，必得长久安稳。”但这条疏文却没有引起唐廷的警觉和应有重视，故疏奏未报。

　　不久，河曲地区的突厥降户纷纷背叛朝廷，向北逃窜。十月初二，唐玄宗命朔方道大总管薛讷率军追击，王晙亦率部渡过黄河，昼夜兼程，追击叛者。当夜间追赶至山谷中时，忽遇暴风雪，大军难以行进。为了不至于耽误时间，王晙仰天发誓道：“晙若事君不忠，不讨有罪，明灵所殛，固自当之，而士众何辜，令其劳苦！若诚心忠烈，天监孔明，当止雪回风，以济戎事。”(《旧唐书·王晙列传》)话刚说完，风停雪止，王晙遂率军急驰。这时唐军发现叛军分两路溃逃，王晙率军追上东路的突厥叛军，斩一千五百余人，俘虏一千四百多人，驼马牛羊甚众，其余均逃奔漠北。王晙因功迁左散骑常侍，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后又加封为御史大夫。

　　开元八年(720年)六月，散居在受降城侧的降户仆固都督勺磨和⻊夹跌部落暗中勾结突厥，企图攻占军城。王晙闻讯后秘密向唐玄宗奏请，发兵围剿，得到了唐玄宗的批准。王晙遂在受降城中设宴，引诱勺磨等入城宴饮，然后设伏将其全部杀死，从此河曲降户散亡殆尽。王晙因功拜兵部尚书兼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都督，复为朔方军大总管。

　　同年，王晙奏请西调拔悉密部落兵马，东发奚、契丹兵马，在秋季掩袭毗伽可汗的牙帐。但王晙与大臣张嘉贞的关系不好，所以他的建议没有被朝庭批准。

　　开元九年(721年)，兰池州(治在今宁夏灵武西南)胡人康待宾诱使诸降户发动叛乱，于四月攻陷六胡州(即唐为安置突厥降户所设的鲁、丽、含、塞、依、契六州，治所在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一带)，有众17万，并进逼夏州(治巖绿，今陜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唐玄宗诏命诏命王晙与陇右节度使、羽林将军郭知运共讨康待宾。王晙知道叛军虽众，但都是乌合之众，所以凭朔方军的实力便足矣对付。便奏请：“朔方军兵自有余力，其郭知运请还本军。”(《旧唐书·王晙列传》)但奏疏未报，郭知运已率陇右兵赶到。郭知运闻知此事后，对王晙心情不满，不予配合。当时王晙已招降了一部分叛军，但郭知运为抢功，纵兵击之，叛以都以为是王晙出卖了他们，纷纷逃走。

　　同月，唐玄宗又命太仆卿王毛仲为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与王晙及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一同讨伐康待宾。叛军暗地与党项通谋，攻打银城(今陜西神木南)、连谷(今陜西神木北)，占据此地粮仓，张说率步骑万人出合河关(今山西兴县西北黄河畔)击败叛军，并乘胜追击至骆驼堰(今陜西神木西北)。这时党项人对叛军反戈一击，叛军溃败，向西逃入铁建山。王晙率军继续征讨，至七月初四，将叛军彻底击败，生擒康待宾，斩杀叛胡1.5万人。十六日，康待宾被腰斩于长安。

　　王晙因功进封清源县公，仍兼御史大夫。当时唐玄宗将宫女赐予郭知运等人，唯独王晙不接受，他说：“臣之事君，犹子事父，讵有常近围掖而臣子敢当乎？誓死以免。”(《新唐书·王晙列传》)不久叛军因王晙“出卖”他们，因此纷纷叛唐。王晙则因未能平定胡人的叛乱，于九月初二被贬为梓州(治郪县，今四川三台)刺史。

　　开元十年(722年)，王晙被重新起用，拜太子詹事，累封中山郡公。开元十一年(723年)正月，唐玄宗北巡。二十五日至并州，将并州设为北都，改并州为太原府，州刺史改称府尹，以王晙为吏部尚书，兼太原尹。四月三十日，唐玄宗又任命王晙取代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追录上次击败叛军之功，加金紫光禄大夫。五月二十五日，唐玄宗再命王晙兼任朔方军节度大使，尽统河西、陇石、河东、河北诸军。六月，王晙赴朔方军任职。

　　十一月，唐玄宗到南郊祭天，让王晙回京随行。但王晙心系边疆安危，上表推辞，受到唐玄宗的嘉勉，特赐衣一副。这时许州(治长社，今河南许昌市)刺史王乔的家奴状告王乔与王晙暗中勾结，意图谋反。唐玄宗立即令侍中源乾曜、中书令张说进行调查。王晙本无反意，自然查不出什么结果，但唐玄宗为以防万一，便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偏袒、提拔远亲为罪名，将王晙贬为蕲州(治蕲春，今湖北蕲春北)刺史，夺了王晙的兵权。后来王晙又改任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县)刺史。

　　开元十四年(726年)，王晙累迁户部尚书，复为朔方军节度使。开元二十年八月初九(公元732年9月2日)，王晙去世，终年七十余岁，朝廷追赠他为尚书左丞相，谥曰忠烈。王晙去世后，信安王李祎征奚、契丹回朝，奏称：“战时，士咸见晙与部将高昭麾兵赴敌”(《新唐书·王晙列传》)玄宗闻后感慨不已，派人到王晙家前去祭拜，并升诸子的官职。

　　点评：王晙气貌雄壮，时人称他有熊虎之状。王晙为人有胆识，不畏强权，慕义激励，有古人之风。其文治武功，在开元诸将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王晙的军事思想： 1、盛陈兵马，分配安置，一劳永逸的战略思想。王晙针对当时河曲降户“却逃者甚众，南北信使，委曲通传，此辈降人，翻成细作”的情状，并预言他们即将“来逼军州，虏骑凭凌，胡兵接应，表里有敌”的发展趋势，唐军将会陷入“进退无援”的困境，最后还请求朝廷诏令“朔方军盛陈兵马，告其祸福”，并将这些降户“分配淮南、河南宽乡安置，仍给程粮，送至配所”。这样，通过分化瓦解，“虽复一时劳弊，必得长久安稳。” 2、出其制胜，穷追猛打的作战指导。王晙在用兵时，常驻采取急行军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使敌措手不及。并利用天气条件，乘夜暗难辨敌我之际发起进攻。在取胜后，又能果断组织追击，对溃逃之敌乘胜追击，争取全歼敌军。 3、严格御下的治军思想。由于朔方军地处战略要地，胡人时叛时降，情况十分复杂，所以王晙对军队的治理十分严格。但由于爱兵如子，部下对他都畏而爱之。正因治军严整，御敌有方，所以朔方前后居镇达十多年之久，为唐朝北部边疆的安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恪:第3子吴王李恪，是隋炀帝女儿阴妃所生。武德三年，封蜀王，十年，改封吴王。李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肖己，欲立为太子，但遭到了大臣长孙无忌（文德皇后的哥哥）的反对。长孙无忌看到外甥承乾、李泰都完了，想立另一个外甥即太宗第九子李治。后来，无忌辅立李治后，就借口“谋反案”杀李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在李世民的儿子中，数李恪在大臣、百姓中威望最高，却死于冤狱。

　　李世民的儿子:

　　李世民有14个儿子。按惯例，立太子以长，余为王，这是李唐“家天下”的基础，可是非嫡长子立为太子的也代不乏人。李世民自己便非长子。因而，皇帝的所有儿子总是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地位。而结果呢，这些天潢贵胄绝大多数不成器，下场也很可悲：其中3个被杀，3个自杀，3个早夭。1个被“幽闭”，两个被废为“庶人”--这等于被开除出李家户籍--尔后又被流放。

　　唐太宗十四子：皇后长孙氏生恒山王李承乾、濮王李泰、高宗李治；杨妃生吴王李恪、蜀王李愔；阴妃生庶人李佑；燕妃生越王李贞、江王李嚣；韦妃生纪王李慎；杨妃生赵王李福；杨氏生曹王李明；王氏生蒋王李恽；后宫宫女生楚王李宽、代王李简。

　　唐太宗的大儿子生于承乾殿，取名“承乾”，隐含承继皇业，总领乾坤之意。承乾秉性聪明，武德三年，封恒山王。太宗即位，为皇太子，时年八岁。不想成年后喜好声色，漫游无度。但他怕太宗，就大耍两面派，当着太宗，言必忠孝；退朝返宫，便与群小亵狎。他有足疾，怕因此被废，深嫉受太宗喜爱的魏王李泰。后来，李承乾甚至想谋老子的反，被人告密，下狱后废为庶人，徙往黔州，两年后死在那里。唐太宗有鉴于此，曾下了一道诏书：“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望者，两弃之，著为令。”（《新唐书·太宗诸子》）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纸空文。

　　第2子楚王李宽，出继给叔父楚哀王李智云，早薨，无后，国除。

　　第3子吴王李恪，是隋炀帝女儿阴妃所生。武德三年，封蜀王，十年，改封吴王。李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肖己，欲立为太子，但遭到了大臣长孙无忌（文德皇后的哥哥）的反对。长孙无忌看到外甥承乾、李泰都完了，想立另一个外甥即太宗第九子李治。后来，无忌辅立李治后，就借口“谋反案”杀李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在李世民的儿子中，数李恪在大臣、百姓中威望最高，却死于冤狱。

　　第4子李泰，武德三年，封宜都王。四年，进封卫王，贞观二年，改封越王，授扬州大都督，十年，改封魏王，心怀夺嫡之计。于是太子和魏王双方各树朋党，想下毒手。太子李承乾被杀后，李泰也被“幽闭”起来，后改封泰为顺阳王，迁居均州的郧乡县。贞观二十一年，进封濮王。35岁就死了。高宗永徽三年，薨于郧乡，年三十有五。

　　第5子李佑，武德八年，封宜阳王，其年改封楚王。贞观二年，改封燕王，十年，改封齐王，授齐州都督。他整天与小流氓鬼混，尤其爱好打猎。长史屡谏不听。太宗怪长史辅导无方，换了敢于犯颜直谏的权万纪任长史。贞观十七年，李佑派刺客杀了权万纪，发动叛乱。结果李佑事败，赐死于内省，贬为庶人。国除。

　　第6子李愔，贞观五年，封梁王，十年，改封蜀王、益州都督。田猎无度，不避禾稼，深为百姓所怨，屡次为非作歹，是个浪荡公子，太宗怒曰：“禽兽调伏，可以驯扰于人；铁石镌炼，可为方圆之器。至如愔者，曾不如禽兽铁石乎！”贬为虢州刺史。高宗永徽四年，李愔被废为庶人，死于流配地巴州。

　　第7子李恽，贞观五年，封郯王，十年，改封蒋王、安州都督。纵情享乐，使州县不堪其劳。唐高宗上元元年，有人诬告李恽谋反，惶惧自杀。

　　第8子李贞，贞观五年，封汉王，十年，改封越王、扬州都督。“颇涉文史，兼有吏干”，然“人伏其才而鄙其行”。后来与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霍王李元轨反武（则天）失败，服毒自尽。

　　第9子李治,贞观五年，封晋王。就是后来的唐高宗，虽贵为天子，却把大权拱手交给武则天。后来李氏宗族被武氏大加杀戮，不能不说是高宗的昏聩所致。

　　第10子李慎，贞观五年，封申王，十年，改封纪王。虽然聪明好学，可惜是个懦弱无能的胆小鬼。越王李贞劝其反武，他不肯“同谋”，可武则天还是杀了他。

　　第11子李嚣，贞观五年封江王，六年薨，谥曰殇。

　　第12子李简，贞观五年封代王，其年薨，无后，国除。

　　第13子李福，贞观十三年封赵王，十八年，授秦州都督。虽得善终，却平庸无能。

　　第14子李明，贞观二十一年封曹王。在太宗晚年，与庶人串通谋反，贬黔州，被都督逼令自杀。这显然是得到太宗暗示或认可的。

　　总计14人中，除李福、李治外，竟有12人“死于非命”！

　　这样一算，李世民这14个儿子，竟是不肖子居多。《旧唐书》的作者谈及太宗诸子，感叹道：“子弟作藩，盘石维城。骄侈取败，身无令名！”李世民的继承者，只有这14个“候选人”，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也就于此可见了。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是李世民之过？是保傅失教之错？都不全是。太宗即位之初，曾在宫中亲自盘马弯弓教育诸子，颇有不忘传统的味儿。可见是重视教育子女的。他还亲自为太子择饱学如于志宁、孔颖达等人为师，但一切措施都无济于事。他为此深感苦恼。在颁布杀李诏时，他承认自己没有管好儿子，“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知复何云”，禁不住“为之洒泣”，算是尝到了这些苦果的味道。李世民当然认识不到，导致他的儿子们一个个腐化堕落的灭亡之咎，盖在于腐朽的封建制度。

　　封建王朝家天下的宗法制度，尽管规定了嫡长传世的一套办法，但它却无法保证皇位的和平过渡。觊觎皇位，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相互残杀，这是许多皇室后代死于非命的重要原因。“骄侈”二字，更是促使这些人堕落的重要原因。封建制度规定了这些“龙种”的特殊地位。李承乾8岁便被立为太子，成为东宫之主。东宫内，有文臣听他支配，有武士为其鹰犬，有妃嫔供其淫乐。有一次他竟说：“我作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新唐书》）封建帝王们原想以这些特权来抬高儿子们的地位，以便巩固家天下的统治，结果却事与愿违，走向反面。这是封建制度使之骄侈取败的，英武如唐太宗，亦无如之何！

　　参考资料：http://www.cqzg.cn/html/200506/2943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