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驹的简介(韩驹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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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源演变
会意兼形声。商代甲骨文作从攴从正，正亦声。形旁攴为手持器械，表示本义与治事、动武有关;形旁兼声旁正是从止从丁丁亦声的形声字，本义是征讨城邑，表示政字本义与征伐有关且表音，政与正声韵并同。古初以正为政。后乃为造专字，文献与古文字中有大量此类例证。西周承袭商代的结构而写法有所调整，主要是把构件方块的城邑省改为一横或圆黑点;或叠加形旁止，俗体。春秋时偏旁正上又有一横为饰笔。战国时，攴或易作殳与又(是形义皆近偏旁的通用)，或省讹作卜;构件正出现了"A"、"B"、"C"等多种写法。隶变后楷书作政，主要是笔势变化。正字本义是征伐，当出现政字时，意为政事、政务。虎簋盖:"女母敢不善于乃政。"还通"征"，征收，收税。鄂君启舟节:"见其金节则母政(毋征)，不见其金节则政。"通"正"，任官长。叔夷钟:"余命女政于朕三军。"亦指正确无误。云梦秦简《为吏之道》:"将发令，索其政(正)，毋发可异史(使)烦请。"通"当"，值。用作人名。
详细释义读音词性释义英译例句例词 zhèng名词政治;政事。 Political affairs《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汉书·食货志上》:"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
政通人和政权;权柄。 Regime《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
《淮南子·泛论训》:"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
乱政政令，政策。 Decree《逸周书·命训》:"震之以政，动之以事。"
汉荀悦《汉纪·惠帝纪》:"参为相国，遵何之政。"
政策指禁令。 Ban《大戴礼记·盛德》:"德盛则修法，德不盛则饰政。"***。 Government***《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民众》二:"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军政一体指主持政事的人。盐政，学政做官一任为一政。《太平广记》卷三○三引唐戴孚《广异记·刘可大》:"刘君明年当进士及第，历官七政。"指家庭或团体的事务。家政，校政职务。 Position《国语·晋语一》:"弃政而役，非其任也。"
《续资治通鉴·宋孝宗干道五年》:"比年以来，往往差下待阙数政，除授猥杂，贤否混淆，何以清流品?何以厚风俗?"
指日月五星等。《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通"正"，长官，官吏。 Official《管子·牧民》:"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
《北齐书·季式传》:"山东旧贼刘盘陀、史明曜等攻劫道路，剽掠村邑，齐、兖、青、徐四州患之，历政不能讨。季式至，皆破灭之。"
(Zhèng)姓。动词谓主持政事。 Preside over affairs《管子·小匡》:"施伯谓鲁侯曰:勿予。戮之也，将用其政也。"
唐韩愈《曹成王碑》:"王始政于温，终政于襄。"
指处分、惩罚。 Punish元孟汉卿《魔合罗》第三折:"观其言而察其行，审其罪而定其政。"指作战部署和阵势。 Deploy《吴子·应变》:"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噪而乘之。进弓与弩，且射且虏。审察其政，乱则击之勿疑。"通"正"，改正，纠正。 Correct
《逸周书·允文》:"宽以政之，孰云不听，听言靡悔，遵养时晦。"
唐张九龄《敕处分十道朝集使》:"夫氓者，冥也，岂能自谋?政者，正也，当矫其弊。"
通"正"，治理。 Governance《荀子·王制》:"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形容词通"正"，正直;公正。 Just《韩非子·难三》:"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故群臣公政而无私。"副词
通"正"，只，就。
Only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规箴》:"殷觊病困，看人政见半面。"元白朴《水调歌头》词:"政有一朝乐，不抵百年忧。"
通"正"，正好，恰好。 Exactly
《墨子·节葬下》:"上稽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纣、幽、厉之事，犹合节也。"
《南齐书·桓康传》:"太祖谓康曰:卿随我日久，未得方伯，亦当未解我意，政欲与卿先共灭虏耳。"
通"正"，正当;正在。 Being宋韩驹《夜泊宁陵》诗:"旦辞杞国风微北，夜泊宁陵月政南。"
宋姜夔《庆宫春》词:"酒醒波远，政凝想、明珰素袜。"
通"正"，即使;纵然。 Though《北史·西域传·于阗》:"朕承天理物，欲令万方各安其所，应敕诸军，以拯汝难。但去汝遐阻，政复遣援，不救当时之急，是以停师不行，汝宜知之。"政复 zhēng动词通"征"，征伐，征讨。 Solicit《逸周书·作雒》:"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韩非子·内储说下》:"吴政荆，子胥使人宣言于荆曰:子期用，将击之;子常用，将去之。"通"征"，赋税。 Tax《周礼·地官·均人》:"均人掌均地政。"
董颖（生卒年不祥）字仲达，德兴（今属江西）人。宣和六年（1124）进士。根据洪迈《夷坚乙志》卷十六的`记载，他是个穷愁潦倒的人，跟韩驹、、等人往来，有《霜杰集》。这部诗集看来在当时颇为传诵，后来全部遗失，下面选的一首是保存在南宋人陈起所编前贤小集拾遗卷四里的。也许可以顺便提起，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董颖还值得注意，因为他留下来十首叙述西施事迹的道宫薄媚词，衔接连贯，成为一套，是词正在蜕变为曲的极少数例子之一。
洪迈《夷坚乙志》卷十六的记载：饶州德兴县士人董颖．字仲达．平生作诗成癖．每属思时．寝食尽废．诗成必遍以示人．尝有警语云．云壑酿成千嶂雨．风苹吹老一汀秋．蒙韩子苍激赏．徐师川为改汀字为川．汪彦章曰、此一字大有利害．目其文曰霜杰集．且制叙以表出之．然其穷至骨．他日入郡．为人作秦丞相生日诗．穷思过当．遂得狂疾．走出欲投江水．或为遣人呼其子．买舟载以归．归数日而死．家贫子弱．葬不以礼．亦无钱能作佛事．历十余日．宗人董应梦者梦见之．曰、颖死后以家贫之故．不蒙佛力．尚未脱地狱苦．吾兄傥施宗谊．微为作斋七．以资冥路．并刻霜杰集传于世．则瞑目九泉．别当报德矣．应梦如其请．先饭僧作斋．又梦来谢曰、荷兄追拔．已得解脱．霜杰愿终惠也．以诗一章为谢．记其一句曰、日斜人度鬼门关．余句乡人或能言之．应梦家正开书肆．竟为刻集。
天圣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宋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
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著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庆历七年（1047）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宣仁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李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针对辽朝利用宋朝与西夏战争和国内危机时要求割让领土，韩琦也表示应该拒绝辽朝的无理要求，献策加强防范，增强对辽朝的军事准备，用武力抗击侵略，洗雪旧耻。“臣今为陛下计，宜遣报使，且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堕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韩国华，字光弼，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进士，景德四年（1007年）以太常少卿知泉州，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离泉。韩国华“性纯直，有时誉”。
韩琦，字稚圭，自号赣叟，韩国华第六子，生于泉州郡舍。天圣年间（1023－1032年）进士，历官至宰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右仆射，执政三朝，封魏国公，卒谥“忠献”。韩琦出生于泉州，泉州人引以为荣。他在泉州留下有忠献堂、生韩古庙、韩忠令、忠献祠，韩国华、韩琦父子画像刻石，连理生韩琦等遗迹和传说故事。忠献堂：以韩琦生于官舍，后人以韩琦谥忠献为堂名，后易以“清署”，郡守王十朋复旧名。其《复旧额》诗云：“相出相州生此州，巍巍勋业出伊周。后人莫要轻更改，别有堂名胜此不？”生韩古庙：在云山铺（今泉州市二院，已废）。明万历间（1573－1620年）设韩琦像神牌。
韩国华、韩琦父子奉祀于名宦祠，旧名先贤祠，在府文庙明伦堂东。五贤祠，在府治北城隍庙左。
韩中令、忠献父子祠，旧在州治圃，宋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韩国华五世孙韩康卿为泉州市舶司提举建，祀韩国华、韩琦父子。有王十朋题诗、梁克家记、黄凤翔记。后废，又祀于五贤祠。
2000年在泉州府城隍庙东侧，即古五贤祠遗地出土《泉州知州韩国华像赞题跋》、《忠献王韩琦像赞题跋》石刻，为泉州南建筑博物馆收藏。
韩国华、韩琦像分别居两石刻中下部，上方及左、右侧为像赞和题跋。韩国华画像石中的《韩公（国华）写真赞》，治平元年（1064年）八月，与韩琦同朝为辅政，关系密切的宋朝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著名书法家蔡襄书碑。《韩琦写真赞》，靖康元年（1126年）徽猷阁待制知蔡州韩驹撰。韩琦的后裔在宋朝一朝地位显赫，其长子韩忠彦为宰相，韩琦后裔在宋室南渡的时候，随皇嗣到杭州，南宋的宰相韩侂胄便是韩琦的曾孙。历经千余载，韩琦的后裔遍布全国及其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欧洲，东南亚共有100余万。
朝代宋代诗词数 939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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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绍兴中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后孝宗即位，赐进士出身，曾任镇江、隆兴通判，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他是南宋的大诗人，词也很有成就。有《剑南诗稿》、《放翁词》传世。 911cha.com
陆游（一一二五～二二○）字务观，自号放翁，山阴人，有“剑南诗稿”。他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他的学生称赞他说：“论诗何止高南渡，草檄相看了北征”；一个宋代遗老表扬他说：“前辈评宋渡南后诗，以陆务观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实同”。这两个跟他时代接近的人注重他作品的第一方面。然而，除了在明代中叶他很受冷淡以外，陆游全靠那第二方面去打动後世好几百年的读者，像清初杨大鹤的选本，方文、汪琬、王苹、徐釚、冯廷櫆、王霖等的摹仿，像“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香菱的摘句，像旧社会裹无数客堂、书房和花园中挂的陆游诗联都是例证。就此造成了陆游是个“老清客”的印象。当然也有批评家反对这种一偏之见，说“忠愤”的诗才是陆游集里的骨干和主脑，那些流连光景的“和粹”的诗只算次要。可是，这个偏向要到清朝末年才矫正过来；谈者痛心国势的衰弱，愤恨帝国主义的压迫，对陆游第一方面的作品有了极亲切的体会，作了极热烈的赞扬，例如：“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呜；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这几句话彷佛是前面所引两个宋人的意见的口声，而且恰像山谷裹的回声一样，比原来的声音洪大震荡得多了。
“扫胡尘”、“靖国艰”的诗歌在北宋初年就出现过，像路振的“伐棘篇”。靖康之变以後，宋人的爱国作品增加了数目，前面也选了一些。不过，陈与义、吕本中、汪藻、杨万里等人在这方面跟陆游显然不同。他们只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只束手无策地叹息或者伸手求助地呼吁，并没有说自己也要来动手，要“从戎”，要“上马击贼”，能够“慷慨欲忘身”或者“敢爱不赀身”，愿意“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这就是陆游的特点，他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陆游简介，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譬如刘子翚的诗里说：“中兴将士材无双……胡儿胡儿莫窥江！”“低头拔胡箭，却向胡军射……男儿取封侯，赴敌如饥渴”，语气已经算比较雄壮了，然而讲的是别人，是那些“将士”和“男儿”──正像李白、王维等等的“从军行”讲的是别人，尽管刘子翚对他的诗中人有更真切的现实感，抱更迫切的希望。试看陆游的一个例：“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快着鞭！”尽管他把自己搁後，口吻已经很含蓄温和，然而明明在这一场英雄事业里准备有自己的份儿的。这是“诗经”“秦风”里“无衣”的意境，是李牧“闻庆州赵纵使君中箭身死长句”的意境，也是和陆游年辈相接的岳飞在“满江红”词里表现的意境；在北宋像苏舜钦和郭祥正时诗里，在南北宋之交像韩驹的诗里，也偶然流露过这种“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谁知我亦轻生者”的气魄和心情，可是从没有人像陆游那样把它发挥得淋漓酣畅。这也正是杜甫缺少的境界，所以说陆游“与拜鹃心事实同”还不算很确切，还没有认识他别开生面的地方。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傍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
关于陆游的艺术，也有一点应该补充过去的批评。非常推重他的刘克庄说他记闻博，善于运用古典，组织成为工致的对偶，甚至说“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后来许多批评家的意见也不约而同。这当然说得对，不过这忽视了他那些朴质清空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抹杀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发现他时常觉得寻章摘句的作诗方法是不妥的，尽管她自己改不掉那种习气。他说：“组绣纷纷炫女工，诗家於此欲途穷；又说：“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弘大。……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又针对着“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议论说：“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尝有一字无出处？……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山处……但不妨共为恶诗耳！”那就是说，字句有“出处”并不等於诗歌有出路，刘克庄赏识的恰恰是陆游认为诗家的穷途末路──“组绣”、“藻绘”、“出处”。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陆游作过几种答覆。最值得注意而一向被人忽视的是下面的主张。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又说：“大抵此业在道途则愈工……愿舟楫鞍马间加意勿辍，他日绝尘迈往之作必得之此时为多。”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的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妆画虚空”、“扪摸虚空”原是佛经里的比喻，“法不孤生仗境生”、“心不孤起，仗境方生”也是禅宗的口号。陆游借这些话来说：诗人决不可以关起门来空想，只有从游历和阅历里，在生活的体验里，跟现实──“境”一一碰面，才会获得新鲜的诗思──“法”。像他自己那种独开生面的、具有英雄气概的爱国诗歌，也是到西北去参预军机以後开始写的，第一首就是下面选的“山南行”。至於他颇效法晚唐诗人而又痛骂他们，很讲究“组绣”“藻绘”而最推重素朴平淡的梅尧臣，这些都表示他对自己的作品提出更严的要求，悬立更高的理想。
陆游虽然拜曾几为师陆游简介，但是诗格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他的朋友早已指出他“不嗣江西”这一点。杨万里和范成大的诗里保留的江西派作风的痕迹都比他的诗里来得多。在唐代诗人里，白居易对他也有极大的启发，当然还有杜甫，一般宋人尊而不亲的李白常常是他的七言古诗的楷模。
早在元初，闻仲和“於放翁诗注其事甚悉”，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许美尊为陆游的一部分诗篇曾作详密的注解；这两个注本当时没有刻出来，现在也无从寻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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