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门。管仲(春秋战国门管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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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人物志之——名相贤臣 H n Xx g$F k d n
1管仲（？—前645）.E0r(W s m W V
春秋初齐国政治家。又称管敬仲，名夷吾，字仲，颖上（今属安徽）人。齐桓公即位后，任用为卿，以主持政务，尊称“仲父”。他整顿齐国内政，力行改革，将国都分为十五士乡、六工商乡，分野为五属，设置各级官吏。并按士乡之乡里组织为军事编制，训练士卒。建立选拔人材的制度。主张按土地好坏分等征税。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使齐国富强。助桓公以“尊王攘夷”号召诸侯，成为五霸之首。
1A/x~ W/J U2^2G 2鲍叔牙 M2P})` N6h
春秋时齐国的大夫，以知人著称。少年时和管仲友善，后因齐乱，随公子小白出奔莒，管仲则随公子纠出奔鲁。襄公被杀，纠和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桓公任命他为相，他辞谢，保举管仲。后来齐国经管仲改革，日渐富强，齐桓公也成为春秋时期的首霸。? n O K9Y N
3狐偃 D o W s5H c4K(G{ l.{
春秋时晋国的卿，字子犯，公子重耳(即晋文公)的舅父，亦称舅犯。曾随从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游历各国，并且帮助重耳回国即位。回国后任上军之佐，帮助晋文公改革内政，以「尊王」相号召，平定王子带之乱，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战胜楚军，使晋文公当上了霸主。??5d r1p w#i}? M-l
4赵衰0j~7i'h3q Z g#n&Y J
即赵成子，字子余，亦称成季、孟子余，春秋时晋国的卿。他曾随从公子重耳(即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并助重耳回国即位。回国后，任原(今河南济源北)大夫，亦称原晋。后任新上军之将和中军之佐，还曾推荐先轸、栾枝等人，帮助文公创建霸业。?
3o Q E U} o _4D 5赵盾
!N:T1g q8e n J2O赵盾，即赵宣子，谥号宣孟，亦称赵孟。春秋时晋国执政。
? ]8n Q r R k:u赵盾父为赵衰。其约卒于鲁宣公八年，享年约50多岁。0} E:Z3v h
赵盾生在狄国，童年及少年时代也是在狄地度过的。僖公二十四年（前 636年），才回到晋国。赵盾年30岁左右初执国政，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胆识。他“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续常职，出滞淹”这对于晋国政局的稳定，对于法家思想在三晋的孕育产生，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g%m9I y e3t"I d/F\
灵公元年（前 621年）后的十数年间，他主盟征战，功绩卓著。宣公十一年，楚人陈，次年围郑，大败晋师于必；宣公十四年，楚人围宋，晋弗能救，楚庄霸业告成。从此，“晋辟楚”，晋文公霸业就此告终。执晋国政的赵盾难脱干系。赵氏专权，晋政权不能统一，终于使晋国维持霸主地位的愿望落空。灵公继位十四年，愈发骄奢淫逸，晋国民怨沸腾。赵盾犯颜骤谏，灵公惧，派且霓杀赵盾。却见赵盾凌晨“盛服将朝”，“坐而假寐”。且霓被赵盾忠公亲国的精神所感动，不忍杀死赵盾，又不愿弃君之命，遂触槐而死。
$K I1j X [ d3z这年九月，灵公同赵盾饮酒，伏甲土于宫庭四周，欲杀赵盾。由于右提弥明以死相救，赵盾逃出晋都。随后，赵穿杀灵公子桃园。鲁宣公八年（前 601年），赵盾卒。但赵盾所开的异姓卿族代晋同姓家族为公族的先河却不可遏止。尔后，六卿益强，终于导致韩、赵、魏三家分晋。 P ](E o8J ]
6赵朔
S&K u:p4m t+n晋成公赵盾的儿子，赵武的父亲。一族被屠岸贾率家将杀死，因两位门客公孙杵臼、程婴以死相救，使妻子与遗腹子逃脱厄运，遗腹子即“赵氏孤儿”赵武。!A"f g M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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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百里奚?
F L b T%n)R9c春秋时秦国大夫。他原为虞大夫，虞亡时被晋俘去，作为陪嫁之臣送入秦国。后出走到楚，为楚人所执，又被秦穆公以五张黑羊皮赎回，用为大夫，称为五?大夫。他与蹇叔等大臣共同辅佐秦穆公，建立了霸业。)G W g&d;o)Y)@
8蹇叔'`-Ct? g y)} t%b'c
春秋时秦国大夫。有贤名，为百里奚所推荐，秦穆公任为上大夫。公元前628年，秦穆公欲袭郑，他加以谏阻，认为长途偷袭，军易疲劳，郑亦会有备，穆公不听，仍派孟明东征。时其子亦在军中，他泣送其子，断言秦军定在崤山为晋所败。结果，秦军至滑(今河南偃师东南)，知郑已有防备，返途到崤山被晋军所伏击，全军覆没，主帅孟明等被俘，穆公深悔不听其言。
L2d ] n d/Y2v _~ 9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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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z4B2X0Y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楚国政治家、诗人。他出身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因遭贵族子兰(楚怀王幼弟)、郑袖(楚怀王宠姬)谗害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后因楚国的政治腐败，国都郢为秦兵攻破，遂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九章〉等篇，反覆陈述他的政治主张，揭露贵族昏庸腐朽、排斥贤能的种种罪行，表现了他对楚国国事的深切忧念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其书久佚，后代所见屈原作品，皆出自刘向辑集的《楚辞》。?
^ a c ` O5K/C 10田婴
B h y Y f a M战国时齐国宗室大臣。齐威王少子，田文(孟尝君)之父。初为齐将，参与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之役，立有战功。旋擢任为相，主管一国上计，弄权行私，财富骄溢。初封彭城(今江苏徐州)，继改封于薛(今山东滕州东南)，自营城郭宗庙，结交豪民，收纳逋犯，威逼主上，称薛公，号靖郭君(一作静郭君)。 Q8Y H P6d&@
11李斯'}"B*a o3w M W
字通古。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是秦代著名政治家，在我国历史上声名显赫，功绩卓著。是著名思想家荀卿的弟子。后辅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官至丞相，为秦始皇定郡县之制，下令焚书坑儒，以小篆为标准统一文字。秦始皇死后，李斯听从赵高阴谋，矫诏杀太子扶苏，立胡亥。秦二世继位后，赵高专权，污蔑李斯谋反，李斯受五刑而死于咸阳，夷灭三族。
"`$` C0P u.q2E? x 12栾书，(前599年—前573年)
N-h1u g&W P M _又称栾傀即栾武子。春秋中期晋大夫，名将。主要活动在晋景公、晋厉公时期。栾书在晋景公三年(前597年)任下军之佐，正值晋楚邲之战的前夕。当时郑国派到晋军中通报情况的使者极力劝说晋军与楚一战，到时候郑国将助晋攻楚。晋国将领有不少坚决主战的，栾书却认为应该退兵.但后来战事还是进行，结果晋国大败而还。
(t Z o1Q b} y晋景公—十一年(前589年)，晋齐鞍之战前夕，奕书升任下军主将，参与这次大获全胜的战役。公元前587年，景公十三年，他升任中军元帅，因郑伯伐许，他统帅晋军伐郑以救许。而楚国子反则率师救郑。郑伯和许男在子反那里争讼，子反叫他们到楚国听楚王判断。郑人到楚争讼，没有胜诉，楚人抓住郑国的皇戍和子国两人。郑伯回国后转而派人和晋国媾和。景公十五年，郑国和晋国结盟。楚国由于郑国倒向晋国，派子重伐郑。晋栾书救郑，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等救蔡，晋赵同、赵括等要求与楚交战；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三人谏止。当时有人以军官中主战者有十一人，而反对者仅三人为由，主张应听从多数人的意见。但栾书认为，同样是吉祥善良才听从多数，而吉祥善良，是大众的愿望，现在有三位大臣主张，可以说是大众了，终于听从了三卿的正确主张。栾书这一决定，得到了“从善如流”的赞扬。 x f X X&E
栾书不但注意维护自己的声誉，同时注意保护自己的权威地位，这种态度更加深了晋国的政治危机。晋悼公即位数月，韩厥任中军元帅，栾书从此在历史舞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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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厥 Y2d Y F W:t b9} Q)W.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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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韩献子，春秋时期晋国上卿。王要活动在晋灵公六年(前615年)至晋悼公七年(前566年)之间。晋灵公时期，赵盾推荐韩厥任司马之职，执掌军中刑律。秦晋河曲之役，赵盾为中军元帅，他派出办事的人驾着他的战车横冲直撞，扰乱行军序列，韩厥当即将驾车的人逮捕，依法处以死刑。别人都以为这样只会触怒元帅，对自己不利。反而是赵盾庆幸自己推荐了一位十分称职的官员。齐晋鞍之战时，郄克为中军元帅。韩厥在军中即将桉律斩人，郄克知道后想说情救下。等他赶到死刑执行完毕。郄克不但不能怪罪韩厥，还下令把尸体示众。韩厥的执法是无可指责的，即便是他的上司也暗自折服。以后韩厥任新中军主将，兼仆大夫；又为下军主将。晋厉公八年(前573年)，任中军元帅，执掌晋国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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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厥的政治主张，是素朴的民本思想。晋国迁都干新田，即是采纳了韩厥的建议。在战争的战略问题上，韩厥也是这种人民本位的思想。晋厉公五年(前576年)，楚国侵伐郑、卫两国，当时晋国执政栾书打算出兵伐楚，韩厥不同意。他认为，应该先让楚军横行一时，等待它失尽民心，那时就不堪一击了。这样的观点后来成为新兴贵族争夺诸侯公室政治权力的有力思想武器。韩厥从政期间，晋国内部各大家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很激烈。韩厥在这种内部斗争中，一直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姿态。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年)，栾氏、邯氏协助景公攻灭赵氏。韩厥虽然与赵氏渊源甚深，但没有起兵发难，只是事后在保全赵氏后裔上起了作用。9C2N _:n d7h
w u*G9T8f B$F e n$E晋厉公七年(前574年)，栾书与荀偃迫于情势，骤起发难，杀胥童，废厉公。他们曾请韩厥参与其事，韩厥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这种超然的态度，使得韩氏家族得以保全壮大，成为后来三家分晋后的韩氏诸侯。晋悼公七年(前566年)，韩厥告老致仕，退出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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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文种
(} ] l i M4C b"z y8C楚国郢人，字少禽，春秋末年越国的大夫。公元前494年，越被吴击破，困守会稽(今浙江绍兴)。他献计越王勾践，到吴贿赂太宰，得免亡国。勾践回国后，授以国政，君臣刻苦图强，终于灭亡吴国。后勾践听信谗言，赐剑命他自杀。
2x1b4H R0E J(t.A!f 14魏绛
j,m8U Q']即魏庄子，春秋时晋国卿。他的活动主要在晋悼公时期(前572年至前559年)。晋悼公元年(前573年)魏绛为司马，执掌军法。晋悼公四年(前570年)，大会诸侯，悼公借此夸耀他的地位和实力，而他的弟弟杨干却扰乱随从仪卫军队的行列。魏绛为忠于晋国，冒死戮杨干之仆。此举震动当时，魏绛名声远扬。但晋侯非常恼怒，认为魏绛戳辱杨干，就是污辱自己，破坏自己的声望，故一定要杀魏绦。
6G.f L x V-\7M!J L魏绛执法时已考虑到后果的严重性，对杨干之外行刑，确实是迫不得已。自己一向未能尽职尽责，呈书愿以一死谢过。晋悼公阅书后大受感动，匆忙间赤足出外，向魏绛道歉。后又专门设宴与魏绛欢叙，并擢升其为新军将佐，予以重任。
5J7z'g m g H v I{ V晋悼公四年(前369年)，魏绛向悼公提出一项重大主张，即和戌。以前从无和戎之说，只是讨伐，经过他详细地解释和戎的益处，终于说服了晋悼公，悼公使魏绛和戎。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汉族争取团结少数民族的先例。仅短短的八年时间内，便取得了晋国与戎狄和睦相处的局面。 ] x)N7E6a B1e
魏绛不但在执法上严毅方正，在政治上具有远见卓识，而且还是一位善于领兵作战的将领。他在多年率军作战中，战功颇多。魏绛因功改封在安邑(今属山西运城市)。卒后谥为昭子。
6v:y I5c W ^ n o5W 14范蠡
'v S G? x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字少伯，春秋末政治家。初，为越大夫，越为吴王所败时，曾赴吴为质二年。回国以后，帮助越王勾践刻苦图强，灭亡吴国。后游齐国，称鸱夷子皮，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他认为天时、气节随着阴阳二气的矛盾而变化，国势的盛衰也不断在转化。对付敌人要随形势变化制定计策，强盛时应戒骄，衰弱时要争取有利时机，创造有利条件，使转弱为强。他又认为物价贵贱的变化，是由于供求关系上的有余和不足，主张谷贱时由官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汉书·艺文志》著录《范蠡》二篇，己佚。其言论见于《国语·越语下》和《史记·货殖列传》。?6~4b Q U D f
15公子纠（？—前685）
i j't b&F z D Q春秋时齐国人。齐僖公之子，母为鲁女。齐襄公时，政令无常，恐遭杀害，于鲁庄公八年（前686）携管仲、召忽奔鲁。襄公被杀后，齐国内乱，鲁派兵护送他返齐争位，时出奔在莒的公子小白（桓公）已先回齐即位，派兵在乾时击败鲁军，在齐国胁迫下，他为鲁君所杀。
.y~ x e T? 16三桓
o V9M O;t?春秋末掌握鲁国政权的三家贵族。即季孙氏（或作仲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因都是桓公后裔，故名。其中季孙氏势力最大。
n:E B5D9_1E'q k 17伯痞.K o(W h,X ];J z L h1r
楚大夫伯州犁之孙，伯氏，名?，字子余，春秋时吴国的大臣。初，楚诛伯州犁，其孙伯?出亡奔吴，后以功升任为太宰。因善逢迎，深得吴王夫差的宠信。吴破越后，他受越之贿赂，许越媾和，并屡进谗言，谮伍子胥。吴亡后，降为越臣。一说他被越王勾践所杀。2i+u w y/]
18庆父（？—前660）
#S ]#D"p D C鲁庄公庶兄。又称仲庆父，共仲或孟氏。庄公去世，他派人先后杀死继位的子般和闵公，制造内乱。后他所逃奔的莒国受鲁贿赂，将其送回，途中自缢而死。孟孙氏是其后裔。“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之成语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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嫪毐(?～前238）
+_\,C V Z-[战国时期秦国的假宦官。其与赵姬私通；最后终至秦太后怀孕。在雍县行宫生有二子，嫪毐也自称秦王“假父”。
g&m:\)Z$G始皇九年，即公元前238年，有人告发嫪毐是假太监，与太后私通，生有二子。”嬴政时年二十二岁，闻报大怒，即派人调查，果实，而且边及相国吕不韦。？于是，嫪毐先发制人，窃用秦王御玺和太后玺，调县卒、官卫士卒官骑攻击蕲年宫。秦皇赢命相国昌平君、昌文君领咸阳士卒平息叛乱，嫪毐的军队大败，与死党仓皇逃亡。徙役三年。太后和嫪毐的两个儿子，均被一同囊载扑杀。
法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以法治为核心的思想学派。这个学派否定了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
这种流派主要盛行於战国时的韩、魏、赵三国，而早期的法家学派人物亦来自这三国，如商鞅来自魏国、申不害来自韩国、慎到来自赵国等。法家中有三个学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这些学派思想由韩国人韩非子集以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终极核心。
法家这种学说乃一种纯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核心主要是针对君主如何加强统治。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这种思想在斗争中确是相当实用，如秦统一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那种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於事情」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西汉後期，法家思想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所吸收，并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裏」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掉。
有人认为法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意识形态。
代表人物
春秋时
管仲
子产
战国时
韩非
商鞅
李斯
申不害
吴起
李悝
代表著作
《商君书》
《韩非子》
管仲（?—前645年），名夷吾，字敬仲，史称管子，出生于颍上（今安徽颍上县），春秋时代的政治家，哲学家。《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左传》记载他的生活传记，《论语》（宪问第十四）也有关於孔子对他的评论，北宋蘇洵的《管仲传》也有一些分析。
年轻时家境贫困，鲍叔牙发现管仲有才能，交为好友，经常和管仲往来，管仲常占小便宜，鲍叔牙并不引以为意，反而处处为他设想，一直都善待管仲（蔚为美谈，史称「管鲍之交」）。后来，管仲辅佐齐国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其弟公子小白。
前686年，齐襄公逝世，他的侄子公孙无知篡位。
前685年春天，齐国大夫雍廪杀了公孙无知，公子小白即位，立为齐桓公，鲁国却支持其兄公子纠，因此齐国和鲁国之间发生战争，管仲射箭中了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装死，骗过了管仲。後来齐国战胜，鲍叔牙向鲁庄公要求处决公子纠，并把管仲交给齐国。
在鲍叔牙强烈推荐下，齐桓公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甚至尊为「仲父」。管仲在齐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倡「尊王攘夷」，终于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孔子曾言：「为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司马光说：“管仲镂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训俭示康〉）
子产(？～前522年)，复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称公孙。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被清朝的王源推许为“春秋第一人”。
据记载，子产出生于郑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子国是郑穆公的儿子。子产少时就很聪明，有很成熟的政治见解。郑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郑人立子产为卿。执政二十三年。郑定公八年（公元前522年），子产卒。《贾氏说林》载：
子产死，家无余财，子不能葬，国人哀亡。丈夫舍玞佩，妇人舍珠玉以赙之，金银珍宝不可胜计。其子不受，自负土葬于邢山。
孔子听说后，曰：“古之遗爱也。”现有墓，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西南17公里陉山顶上，墓冢高约5米、周长约50米。据《新郑县志》载：“子产墓累石为方坟，东有庙”。1987年3月4日，郑州市政府公布为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子产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是：“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子产从政后，在郑国进行了内政改革，整理田制，整顿贵族田地和农户编制，承认土地私有，按田亩征税等等。接着，他又用200多斤铁铸造了一只鼎，把新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放置于王宫门口，让百姓都知道新刑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刑鼎。子产推行法治，宽猛相济，安抚百姓，抑制强宗，保持国内政局长期稳定。不毁乡校，以听取“国人”意见。对外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维护了郑国的利益，使郑国免遭兵革之祸。子产“知人善用，择其能者而使之”，为政数十年，政绩显赫。《左传》：
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长期不令而治。
子产的思想接近于孔子以前的儒家思想。子产具有人本主义的思想，强调人事，但也不否认鬼神。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在子产看来，人道先于天道，天道可以存而不论，人道则不能不察。
慎到（约前395--约前315）赵国人。战国时道家、法家思想家。
早年学黄老道术，曾以齐国稷下讲学而负盛名，受上大夫之禄。齐湣王十七年（前284）离齐至韩，为韩大夫。《庄子·天下》把他与田骈同归一派，后成为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主张“尚法”和“重势”。由“弃知去己”观点，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子》）的法家政治主张，强调“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同时重视“势治”，以为“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蹳贤者”（《韩非子·难势》），权势者应“抱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其著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42篇，列法家，现存残本仅7篇。
韩非为韩国的公子，与李斯一同拜荀子门下学习。
在韩非生长的年代，韩国为战国七雄当中最弱小的国家，但由於他患有口吃的毛病，所以多次上书韩王陈述他的思想，而不为所用。之後《韩非子》一书流传到秦国，书中《孤愤》、《五蠹》内容被秦王嬴政所赞叹，甚至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便以战争为要胁，逼韩非出使秦国。
韩非到秦国後，受到秦王政的欣赏，准备重用他，但招李斯忌妒，对秦王进谗言，陷害韩非入狱，最後在狱中服毒自尽。
韩非总结了商鞅、申不害、李悝的思想，主张君主应该用法、术、势结合起来治理国家。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後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後封於商，後人称之商鞅。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後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後，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宦官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後升大良造。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後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卬将军，魏割西河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梁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於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鑊烹之刑。秦国贵族多怨。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於鄙」、「不贪商、於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驷即位，太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後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於郑国黾池，死後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於彤，灭商君之族。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人，是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在诸子百家中，李斯是荀子的学生，後和韩非都成为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
秦王政四年（前237年）爆发韩国水工郑国为间谍案，在宗室大臣的鼓噪下，秦王下令驱逐一切客籍官员，李斯因此上〈谏逐客书〉於秦王，说明有容乃大的重要性，他认为「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齎盗粮者也。」於是秦王政下令取消逐客令，重用李斯，并加强对各国进攻。韩国恐惧，韩王派韩非至秦求和，秦王将韩非扣留在秦国，秦王政十四年（前227年），他害死自已的同学韩非。他协助秦始皇一统天下，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全国币制。始皇三十四年（前207年），李斯建议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等百家之学，又坑杀儒生，史所谓「焚书坑儒」。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7月秦始皇死於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李斯密不发丧，和赵高合谋矫诏扶立嬴胡亥即位，并赐死嬴扶蘇。秦二世元年（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不久赵高诬陷李斯想割地称王，又诬陷李斯子三川郡守李由与乱军私通，李斯上书申冤，却被赵高扣下，并投入监狱。後来李斯不堪酷刑，终於被迫认罪，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腰斩於咸阳，临死前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父子对泣，夷灭三族。
李斯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
申不害（？～前337年），河南荥阳人。「史记」在「老子韩非列传」後面写他是「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脩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彊，无侵韩者」。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记有「著书两篇，号曰申子」的话，汉书有「申子六篇」的话，但全都亡轶了。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
「韩非子」有一段话，说到这点：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国？」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於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於官府，赏罚必於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於上，臣无法则乱於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吴起（前440年—前381年），中国古代军事家和政治家。
吴起，战国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县西）人，曾经拜鲁国曾子为师，学习儒术。敢于改革，善于用兵。
早年得鲁国国君赏识，及后齐鲁交战，吴起因在鲁国娶了一位齐国宗室女子为妻，鲁国人对即将担任统帅的吴起表示怀疑，吴起为博得鲁国信任，竟将自己妻子杀死。鲁国虽然保住了，但是吴起以杀妻来求得将位，这种行径为鲁人所恶，因而最终还是被鲁国的国君所辞弃。
之后吴起到魏国，被魏文侯和李悝重用，任西河守，推行李悝的变法。后来又去楚国为宰相，同样推行变法，想要废掉疏远的公族、蓄养战士，但是做事过于急切严厉，被许多皇族所恨。
楚悼王死后，楚国贵族即向吴起展开围攻，必杀之而后快。吴起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便来一招借刀杀人，同归于尽。他逃跑至太庙，躲藏在楚悼王的尸体下。吴起虽然仍被乱箭射死，但也有不少箭射到楚悼王的尸体上。楚悼王的儿子即位后立即命人以楚悼王尸体上的箭捉拿在放箭的人，并以大不敬之罪诛灭了七十多家贵族，也算替吴起自己报了仇。
吴起的变法时间较短，基础不深，继任者楚肃王又对吴起的变法并不感兴趣，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收效甚微。吴起是与孙子齐名的伟大军事家，他治兵有术，在战略战术上留下许多佳话；但母丧不临、杀妻求将，在品德上沾上重大污点，向为儒家学派所诬。这种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性格，虽然使他治兵有术名扬天下，却也注定了悲剧的宿命。
李悝（约前455年—前395年），中国战国时代著名思想家，主持魏国变法，其重农与法治结合的思想对商鞅、韩非影响极大。故一般认为他是法家的始祖。
李悝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进行“尽地力之教”，其具体内容已不可知，但主要为鼓励农民精耕细作，推广成功的耕作经验，提高产量。并且实行“善平籴”的政策，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国家的人，按照功劳和能力提拔官吏，如任命吴起为西河守，用西门豹治邺。经过变法，魏国国力增强，成为战国初期强国之一。
他还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六篇《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法经》到秦国去。现仅存篇目，内容已失传。
不好意思,有些资料是繁体字,希望这个答案你能满意.
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说齐桓公是春秋第一霸，那么管仲就是春秋第一相。可见，管仲确实是春秋史上一个关键人物，也正因如此，管仲成了一个胡适所谓的「”箭垛式人物”。战国秦汉学者抒发政治主张时，往往将一些符合自己观点的传说，套在知名历史人物身上。结果就是这些历史人物像箭垛一样，被附会的事迹越来越多。管仲这样的历史人物很多，比如上古帝王有伏羲、黄帝、大禹，商周贤臣有伊尹、周公、吕尚。而管仲作为春秋第一位名臣，也是大家乐于传颂的对象。战国时的齐国有着当时天下的文化中心——稷下学宫，稷下学宫的学者甚至专门编写了一部《管子》，这部书直到西汉都一直有附益，可以说是一部集体创作的托古改制作品。其中不少故事相当精彩，以致被后人耳熟能详；也涉及一些政治、法律、军事史料，被学者广泛运用研究春秋齐国史。除了《管子》以外，记录管仲的史书还有很多。其中比较系统的有《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及新出的清华简《管仲》，此外，《左传》《论语》《战国策》《韩非子》《说苑》《汉书》等也都零碎记录了管仲的若干言行。其中公认《左传》是记录春秋史最可靠翔实的著作，而其他史书在叙述春秋史时，多少存在一些托古改制的成分。所以，我们要考察管仲的历史，应该对战国秦汉史料认真辨析，尤其要注意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一、管仲出身并非贫寒——《史记》不可信《史记·管晏列传》中借管仲之口讲述他早年的经历：「”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管仲是颍上人，曾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分钱时每次给自己多分配，也曾多次被主君驱逐，还曾多次作战都逃跑，可以说经历非常坎坷了。《战国策》说「”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管仲是住在城外的商人，在南阳一带穷困潦倒。《管子·小匡》管仲自称「”夷吾尝为圉人矣”，还做过弼马温。《说苑·复恩》中管仲说「”吾尝与鲍子负贩于南阳，吾三辱于市，鲍子不以我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即他做生意还多次被羞辱。《说苑·尊贤》说「”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原来他还偷过狗。《说苑·善说》说「”昔者管子说襄公，襄公不说”，原来管子还游说过齐襄公。以上关于管仲出身的诸多史料，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说他出身贫寒，且事事不顺。这些记载，其实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一个人，他就是管仲齐国的前辈——姜太公吕尚。同样是《战国策·秦策》，说吕尚是「”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仇不庸”；同样是《说苑·尊贤》说「”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吕尚被悍妇逐出家门，在朝歌卖肉亏本，被子良氏所废黜，连在棘津卖身都没人要，这与管仲的出身是多么相似！但我们也要注意，《秦策》中说出这些话的策士姚贾，本是一个「”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为了游说秦王政任用自己才说出这些典故。其实姚贾不是在叙述历史，而是在说明道理，特别是战国这个贵族政治解体的时代，下层游士为了能被君王看重，有意将一些历史名人塑造成出身低微，所以尚贤思想在诸子中非常流行。但是他们讲述的这些史料，至少不会被所有人接受。比如孟子就说吕尚是「”天下之大老”，也说管仲「”举于士”，那么吕尚原本就是极有声望的长者，而管仲也是从底层贵族中选***的，并非贫困潦倒、霉气冲天的小贩。除了与其他记载存在一定矛盾，这类史料最大的不可信，就是以今度古，认为春秋与战国的社会形态是一致的，而春秋战国之际恰恰是大变革时期。简单来说，春秋以前的社会主体是氏族，因为铁犁的普及与牛耕的推广，战国以后的个体家庭成为社会主体。只要把握了这一条线索，就能注意到不少战国以前的人物，对于其贫贱出身的叙述都缺乏可信度。当时个人与氏族是一个整体，即使处於氏族中的底层家族，依然拥有共同的田产份地。管仲当出身于齐国大族管氏。齐桓公的兄长齐襄公为大夫连称、管至父所杀，证明齐国在管仲之前即存在管氏。《史记索隐》引《世本》说「”庄仲山产敬仲夷吾”，管仲的父亲谥（庄）、字（仲）、名（山）齐全，明显也是管氏贵族。春秋时期选官是「”世官世禄制”，即管氏族长一方面统领自己一族，另一方面又臣属于齐君，形成一种「”复合君主制”模式。那么管仲本身是齐国管氏的族众，因为学识与能力得以担任公子纠的师傅。二、「”衡山之谋”源于汉代轻重学说——《管子》不可信《管子》有一篇《轻重》，讲的是管仲在辅佐齐桓公后，用经济手段打败其他诸侯，帮助齐国称霸。不少文章根据《轻重篇》的内容，歌颂管仲政治手段如何高明。那么《管子·轻重篇》究竟讲的是什么故事呢？《轻重》一开始，管仲就对齐桓公介绍「”轻重之道”。所谓的轻重之道，即削弱大诸侯，扶植小诸侯，来复兴天子的王道。然后齐桓公就问管子，如何对付鲁国和梁国呢？管子的建议是，鲁、梁两国百姓以织绨为业，桓公就可以和百官带头穿绨衣，这样一来百姓也会模仿。而且还下令齐国不准织造，必须从鲁、梁二国进口。这样一来，鲁、梁二国一见有利可图，所以就都回去织造，而农业就给荒废了。桓公采取管仲的策略，等到十三个月后，突然与两国断绝贸易；再过十个月，两国百姓不断陷入饥饿，而粮食却不能很快种植出来。这样一来，鲁、梁两国每石粮食价格上千，而齐国才十钱。于是鲁、梁百姓逐渐投奔齐国，两年后有流失了十分之六人口。再过了三年，两国国君也只能归顺齐国了。打败了鲁、梁两国后，管仲故技重施，用铜币换取莱国、莒国的柴薪，然后又以此征服莱、莒两国。之后又用黄金购买楚国的鹿，楚王都归附了齐桓公。更绝的是，之后管仲又高价预定代国的白狐皮，代国人纷纷去山林捉狐狸，结果被离枝攻打，代王只能归附齐国，这次连一个子儿都没花。最后就是对付衡山国。这次管仲派人高价收购衡山国的兵器并转手，借此将价格炒高。十个月后，燕、代两国发现商机，也跟着去买；三个月后，秦国也跟着去买。衡山国君一看天下疯抢，直接下令价格提高至二十倍！结果就是百姓纷纷去铸造兵器。这时齐桓公则派人向赵国高价收购粮食，于是各国又纷纷运粮来齐国售。等到衡山国兵器卖光，齐国又断绝与他来往。这时鲁国入侵衡山南部、齐国入侵北部，衡山君无力反抗，只能投降。以上就是《管子·轻重篇》的大致内容。其中的疏漏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涉及的各诸侯国。其中鲁（今山东曲阜）、莱（今山东莱芜）、莒（今山东莒县）与齐国（今山东临淄）邻近，看上去还算合理；秦（今陕西凤翔）、楚（今湖北宜城）、燕（今北京房山）虽然较远，至少还是明确存在的国家。但代、赵明显是春秋战国之际才有的国家。最不可信的则是衡山国（今安徽六安），其最早为秦末时项羽以秦衡山郡分封吴芮，西汉文帝、景帝也都相继设立过。《轻重篇》的不可信，古人早就注意过。明人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三国傅玄《傅子》曰：「”《管子》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宋人刘恕《资治通鉴外纪》亦引《傅子》曰：「”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其‘轻重’篇尤复鄙俗。”近代学者王国维最早指出《轻重篇》作于汉代文景时期。马非百作《管子轻重篇新诠》，对《轻重篇》文本研究最透彻，指出许多问题是西汉至新莽时代特有的。另外，在《轻重篇》描绘的图景里，国家权力能够直接延伸到个人，这也与春秋前期氏族社会不相符合。这样大规模的贸易战，如果真实存在，在《左传》中完全没有记载，同样也是说不过去的。那么真实情况就是，《轻重篇》是西汉文景之后的托古之作，而创作者明显只是为了阐述其经济思想，对于历史史实不太关心甚至不太了解，所以才会编造出春秋齐国与战国赵国、西汉衡山国之间的贸易战。三、齐桓公伐戎所救为南燕——《韩非子》不可信齐桓公伐戎救燕，也是很经典的一个故事，留下了一个著名成语——老马识途。根据《韩非子·说林上》：「”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圣，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难师于老马与蚁，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齐桓公讨伐孤竹返回时迷路，多亏管仲借助老马才得以返回，之后找不到水源，又多亏隰朋利用蚂蚁才寻到。关于这场脍炙人口的战争，诸多史料也都有涉及。《史记·燕召公世家》说「”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使燕复修召公之法”，《国语·齐语》说齐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齐桓公为救燕北伐山戎，一直打到了令支、孤竹。这件事在《春秋左传》也有记载。《春秋经·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左传·庄公三十年》：「”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左传·僖公九年》管仲曰：「”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总体来看，鲁庄公三十年（公元前664年）冬，齐桓公与鲁庄公相会商量救燕，但后来只有齐人独自前往，并于次年夏天告捷。齐桓公伐山戎一事，真实性毫无疑问。但我们也应注意一个问题，即在《左传》中齐桓公伐山戎是冬至夏归，而在《韩非子》中伐孤竹却变成了春往冬返。伐山戎、令支、孤竹都是一件事，在文献中多有体现，这表明《韩非子》与《左传》存在矛盾，那么「”老马识途”的典故也存在疑问，进而《韩非子》整个记载都可疑。而且我们注意到，《左传》对于齐桓公伐山戎的故事，记录得非常简略平常，甚至没有提到令支与孤竹两个地名。孤竹，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能印证，在今河北、辽宁、内蒙古三省交界一带，这个没有争议。令支，传世文献记载都在孤竹附近。山戎，《史记·匈奴列传》说在燕国以北。那么，山戎、孤竹、令支侵犯位于今天北京西南的燕国，自然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尽管《韩非子》的记载不乏添油加醋，但从古至今，学者对于《燕召公世家》的记录还是很少有人质疑，一般认为齐桓公救的燕国就是《燕召公世家》的传主、战国七雄的燕国。但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却讲到：「”这个燕该是南燕，在今河南的封丘县。《史记》说它就是战国时的北燕，在今河北蓟县，怕是弄错了的，因为春秋时单称为燕的，都是南燕。”笔者初接触此说时，觉得吕老脑洞大开，遂只是一笑而过。但后来对《左传》文本熟悉后，才觉得吕老此论实乃卓识。尽管目前所见只有吕老一人持此观念，但很可能才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情况。南燕国在后世名气比北燕国小很多，但在春秋前期确实非常活跃。南燕位于今河南延津东北，是黄帝之后的姞姓国。因地处战事频繁的中原，所以在《左传》中频频露脸。根据《左传》，公元前718年，卫宣公令燕国进攻郑国，结果被郑庄公在郑国反败。公元前699年，郑厉公联合纪、鲁与齐、宋、卫、燕混战。公元前694年，周王子克阴谋篡位失败，奔燕。公元前675年，卫国、燕国驱逐了周惠王；次年，郑厉公在调解无果下囚禁了燕仲父。以上的燕国明显都是南燕，而不是北燕。《史记》将驱逐天子一事列入《燕召公世家》并无根据。然后就是公元前664年的齐桓公救燕，如果我们抛弃对北燕先入为主的观念，从《左传》看这个燕就是南燕，而不是北燕。尽管有人对「”北伐山戎”表示疑问，但实际上从《左传》也看不出山戎活跃在燕山地区，童书业先生《春秋史》即指出山戎「”其居地在春秋时似近太行山脉”。太行山距中原比燕山近，太行山之戎称「”山戎”似并无不妥，从南燕往北到太行山也可称「”北伐山戎”。之后「”燕”在《左传》消失了百余年，直到公元前553年才提到齐叔孙还的党羽奔「”燕”。这个「”燕”不像是南燕，更像是北燕。再往后则一般明确指出「”北燕”，且涉及史实基本都与齐国有关：如公元前539年的齐国卢蒲嫳被放逐北燕，北燕简公奔齐国；公元前536年的齐景公进攻北燕；公元前530年的齐国把北燕简公安置在唐；公元前479年的齐国高无丕出奔北燕。唯独公元前500年卫国成何奔「”燕”，这个「”燕”也像北燕，大概南燕早被灭了。总体来看，《左传》中公元前664年之前的「”燕”都是南燕，而公元前553年之后的「”燕”「”北燕”则是北燕。到战国时期南燕、山戎早已被灭亡，所以齐桓公救南燕的传说才被移植到北燕之上，山戎也被称呼更远的燕山之戎。春秋前期在黄河下游以北还活动着「”北戎”「”长狄”，但在战国时期中原都是华夏版图了。《燕召公世家》另外一个疏漏，是说燕庄公为了酬谢齐桓公，无意却将齐桓公送出了国境。齐桓公为了帮燕庄公守礼，将燕庄公进入的齐国领土割让给燕国。实际上，在春秋前期也并无这样的国界观念，国与国之间拥有广袤的国外地区（野）。等到齐燕的疆域连成一片，那已经是战国时期的事了。《燕召公世家》史料可信度不高最明显一个表现，是连本国战国世系都有严重错误，比如称燕昭王为燕王哙太子平，但从《赵世家》与出土「”郾王职戈”可以判断，太子平已死于子之之乱，燕昭王当是赵武灵王所立的燕王哙王子职，写本国史事还不如《赵世家》可信。山东淄博管仲纪念馆四、「”四民分处”不符合春秋社会形态——《国语》不可信记录春秋史的史料，最客观的当然就是春秋金文，但资料太少太零碎。所以还是要依赖传世文献，其中最客观翔实的就是编年体的《左传》。其次就是国别体的《国语》，记载的是从西周到春秋的史实，其中不少内容可信度也较高，甚至在古代被称为《春秋外传》。但在《国语》中《齐语》仅有一卷，记录的是齐桓公霸业，与《管子·小匡篇》大同小异，而《史记》却少引用其要文，顾颉刚先生认为「”当系后人见《小匡篇》之齐人记载足补《国语》之不足”。《管子·小匡》与《国语·齐语》孰先孰后，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管子》作为战国秦汉作品，对于春秋历史多有不实，前文都有提到。如果《齐语》是抄自《管子》，则可靠性当然是更低的。顾颉刚先生已指出这个问题，但在其与童书业先生合著的《春秋史讲义》中，却又采信《国语》等记载，论述管仲治齐的政策；之后童书业将此书修订为《春秋史》，加了一句「”虽然《国语》等书的记载未可尽信，但必保存些当时的真相的影子”。可见童书业先生对此也是有疑问的，但毕竟《左传》的管仲治国史料太少，所以不得不将《齐语》的内容叙述下来。但这些内容，到底又有多少可信度呢？据《齐语》，当时管仲实行军政合一的政策。以郊外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全国共五属，分由五个大夫统领；国中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全国分为三军，分别由桓公和上卿国氏、高氏统领。这样整齐的行政区划，很明显是不存在的。《春秋史》同时提到，《齐侯钟铭》记载春秋中期齐灵公把厘邑三百县赐给叔夷，一个邑中尚有三百个县，可见齐县是非常小的社会组织。《论语》也提到管仲夺伯氏邑三百，这个「”三百”应当也是县。那么《齐语》说法不攻自破。如前所述，当时尚未出现脱离氏族的个体家庭，所以这种政治理论只能出现在战国以后，而且这样切蛋糕一样的行政区划，历朝历代都不可能真正施行。类似这样的划分方式，在《管子》的《立政》《乘马》《度地》《小匡》以及银雀山汉简《库法》《田法》等篇都有记载，内容大同小异。臧知非先生就认为，「”以上均为齐稷下诸公所为，成篇有先后之别，大抵上都是战国之物。”「”上举对地方行政述说的不同，正说明了当时还没有稳定的、统一的地方行政系统，至少说明在春秋时期还是如此，故而才有歧说纷呈而又都托名管仲的事情发生。”可谓揭示了《齐语》的由来，可信度与《管子》并无高下。据《齐语》，管仲能够这样划分，基础又来自于「”四民分处”，即把士农工商分开居住、各司其职。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十五士乡、六工商乡，而农民则居住在郊外。这当然也是不合理的。在氏族社会中，士与农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底层成员，如何能够完全分开居住？《诗经》的《国风》部分多歌咏战争和农事，而《国风》主要是春秋时期的作品，可见当时武士并没有脱离生产，兵、农合一就是春秋军制的一大鲜明特征。「”商人”的称呼现在多认为来自于商人多次迁徙、善于经商，但这样的说法并无多少依据。「”商”在甲骨文中只有地名的意思，没有商业的意思。比较可靠的来源是，不少商人在周朝受到压迫，在周王朝中从事工商一类的贱业，所以才被称为「”商人”。当时并不存在私营经济，他们都是为周人官府服役，而事先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那么他们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农业活动。所以在当时不可能有士、农、工、商这种四民分处的居住形态。总之，战国秦汉对于管仲的记载，多来自当时社会思想的反映，用于春秋史则容易铸成大错，读史者不可不察。参考文献顾颉刚讲授、刘起釪笔记：《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吕思勉：《中国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童书业：《春秋史》，上海：中华书局，2006年。战化军：《齐国人物志》，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王东：《〈管子·轻重篇〉成书年代考辨》，《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臧知非：《齐国行政制度考源─—兼谈〈国语·齐语〉的相关问题》，《文史哲》，1995年第4期。
管仲是哪个国家的
姓名：名夷吾，字仲，諡号敬，也称敬仲
生卒：公元前725年～前645年
朝代：春秋
籍贯：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
评价：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
齐国人
管仲是哪国什么人？？？
管仲（?-公元前645年）汉族，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baike.baidu/view/2810
百度百科里面，很详细。
各种历史人物都可以查
管仲是中国春秋时期哪个诸侯国的名相?该国属于中国现在哪个省
齐国……在现在的山东
管仲是那个朝代的，是什么人？
管仲（?-公元前645年）汉族，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管仲之所以能相齐成霸，是与鲍叔牙的知才善荐分不开的。管仲晚年曾感动地说：“我与鲍叔牙经商而多取财利，他不认为我贪心；同鲍叔牙谋事，我把事情办糟了，他不认为我愚蠢；我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他不认为我胆小怕死；我做官被驱逐，他不认为我不肖；我辅佐公子纠败而被囚忍辱，他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的著作，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管仲的常记，载于《史记·管晏列传》。
法家管仲是春秋战国时期哪个国家的宰相
法家管仲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宰相。
管仲（公元前719－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颍上（今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管仲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也是先秦诸子中法家的代表人物。著有《管子》一书。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即管仲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并因开创国营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国***业供奉为保护神。
历史上的管仲是什么人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1]，颍上人（今安徽颍上）[2]，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齐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98年），管仲开始辅助公子纠。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管仲任齐相。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即管仲改革，富国强兵。齐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
早年经历
齐庄公五十六年（约公元前723年），管仲出生，管仲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管仲的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到管仲时已经很贫困。为了谋生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失败，管仲做过当时认为是微贱的商人。他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他当兵的时候临阵脱逃，几次想当官，但都没有成功。[5]
佐公子纠
齐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98年），齐僖公驾崩，留下三个儿子
管仲
，太子诸儿、公子纠和小白。齐僖公死后，太子诸儿即位，是为齐襄公。当时，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不久，齐襄公与其妹鲁桓公的夫人文姜秘谋私通，醉杀了鲁桓公。对此，管仲预感到齐国将会发生大乱。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君的女儿，因此管仲和召忽就保护公子纠逃到鲁国去躲避。
齐襄公十二年（公元前686年），齐国内乱，[7-8]两个逃亡在外的公子，一见时机成熟，都想急忙设法回国，以便夺取国君的宝座。鲁庄公知道齐国无君后，万分焦急，立即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后来发现公子小白已经先出发回国。管仲于是决定自请先行，亲率30乘兵车到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去截击公子小白。人马过即墨30余里，正遇见公子小白的大队车马。管仲等公子小白车马走近，就操起箭来对准射去，一箭射中，公子小白应声倒下。管仲见公子小白已射死，就率领人马回去。其实公子小白没有死，管仲一箭射中他的铜制衣带勾上，公子小白急中生智咬破舌尖装死倒下。经此一惊，公子小白与鲍叔牙更加警惕，飞速向齐国挺进。当他们来到临淄时，由鲍叔牙先进城里劝说，齐国正卿高氏和国氏都同意护立公子小白为国君，于是公子小白就进城，顺利地登上君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9]
鲍叔举贤
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后，急需找到有才干的人来辅佐，因此就准备请
管仲
鲍叔牙出来任齐相。但鲍叔牙称自己才能不如管仲，若要使齐国称霸，必要用管仲为相。
管仲与公子纠一伙认为公子小白已死，再没有人与他争夺君位，也就不急于赶路。六天后才到齐国。一到齐国，没想到齐国已有国君，新君正是公子小白。鲁庄公得知齐国已有新君后气急败坏，当即派兵进攻齐国，企图武装干涉来夺取君位。双方在干时会战，管仲建议当趁小白人心未定速攻，但鲁庄公却说：“如果一切如你所料，小白早就被射死了。”不听管仲的话，结果遭遇伏击，鲁军大败，公子纠和管仲随鲁庄公败归鲁国。齐军乘胜追击，进入鲁国境内。齐桓公为绝后患，遣书给鲁庄公，叫鲁国杀公子纠，交出管仲和召忽。否则齐军将全面进攻鲁国。鲁庄公得知后与大夫施伯商量，施伯认为齐国要管仲不是为了报仇雪恨，而是为了任用他为政。因为管仲的才干世间少有，他为政的国家必然会富强称霸。假如管仲被齐国任用，将为鲁国的大患。因此施伯主张杀死管仲，将尸首还给齐国。但鲍叔牙用计称齐桓公恨管仲入骨，一定要生杀管仲。且鲁庄公新败，闻齐国大兵压境，早吓得心颤胆寒，没有听施伯的主张。在齐国压力下，杀死公子纠，并将管仲和召忽擒住，准备将二人送还齐桓公发落，以期退兵。[10]
管仲清楚这......>>
管仲是个什么样的人?
管仲
(前723一前645年)，名夷吾，字仲，諡号敬，因以敬仲称之。颍上人(今县北10公里管谷村)。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出身贫寒，早年与鲍叔牙游，合伙经商，因母老家贫，常受鲍叔牙资助，成为挚交。齐襄公乱政时，助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位，失败后，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上卿，尊称“仲父”。他治齐40年，对内政、经济、军事都进行了全面改革，制订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略。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论点，把礼、义、廉、耻看做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他还特许在庶民中选拔人才，予以破格提升，重视奖勤罚惰。并合理划分行政区域，把行政组织同军事编制相结合，统一军政领导，增强国防力量。从此，国力大振。对外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著有《管子》一书，共86篇，今存76篇。
管仲出身于破落名门之后。青年时期的管仲，一方面受其曾显赫辉煌一时的家族史的影响，超凡脱俗，志存高远，具有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意识。另一方面家境的贫困，谋生的坎坷，使管仲具有了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乱世的纷争，时局的动荡，锻炼、铸就了管仲明察世态、洞悉时局的能力。他为了实现功名显于天下的志向，学先贤、习武艺、交友共勉、调查实践，多方吸纳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为其后来能成为治齐贤相、称霸诸侯、建立伟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管仲早期的个人奋斗是不顺的：经商赔本、做官被逐、打仗败北、辅佐公子纠沦为阶下囚。但是这些磨难正丰富了他的阅历，磨练了他的意志，积累了他的处世经验，提高了他的政治素质，于是才有了他后来的抓住机遇，一举功成。
管仲从阶下死囚犯一跃而为齐相的直接原因是其知心好友鲍叔牙的推荐。当齐桓公欲委相于鲍叔牙时，鲍叔牙以国家社稷为重，力荐管仲：“治理国家的大事，不是我能胜任的，只有管夷吾才行。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厚惠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诸侯，我不如他；制定礼仪示范于四方，我不如他；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士气倍增，我不如他。管夷吾犹如人民的父母，治理儿子，不能不用他们的父母。”（《管子·小匡》下注只书篇名。）然而到后来管仲与齐桓公临终论相的时候却没有推荐鲍叔牙，而是推荐了隰朋，这同样是体现了以国家社稷为重。可见，被世人称颂的管鲍之交是建立在以国家社稷为重的共同志向基础上的友谊。
齐桓公弃一箭之私仇，任用管仲为相，管仲报知遇之恩，辅佐齐桓公图霸，真乃贤相遇明君，明君逢贤相，君臣知遇，相得益彰！管仲凭借自己非凡的政治才能赢得了齐桓公的重用，先拜为相，又拜为“仲父”，几近言听计从，使管仲的经天纬地之才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知人善任，举荐了大批的贤能之士；他改革内政，稳定了齐国的社会秩序；他发展经济的富民政策，使齐国国力大增，民富国强；他修治甲兵，壮大了军事力量；他“尊王攘夷”，扩大了齐国的政治影响；他礼法并用，确立齐国的霸主地位。管仲辅佐齐桓公近40年，把一个原来“地舄卤、人民寡”的齐国治理得国富兵强，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功高当世，影响深远。公元前645年，管仲逝世，他的死引起了齐国朝野上下的悲痛，人们把他安葬在齐国都城临淄城南的牛山上，为他树立了高大的石碑，永远纪念他对后世的功德。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一个世纪后，孔子曾赞叹管仲的功绩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挽救周室，使百姓受惠至到现在。若是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夷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反映出管仲相齐的功绩在华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近代的维新派领袖、著名历史学家梁启超评价......>>
管仲的故里在哪?
管仲的故里在颍上（今属安徽）。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名夷吾，諡曰“敬仲”，汉族，颍上（今属安徽）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的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为什么说管仲是世界经济战的鼻祖
管仲,春秋齐桓公时为齐国相,其在位时设置“女闾”。所谓“女闾”，就是妓院。也就是说，管仲是第一个设置官方妓院的人。管仲于公元前685年被封为“卿”，死于公元前645年，因此设“女闾”制应该是在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之间。
“女闾”制开了国家经营娼妓业的先河。作为政治家管仲，其实行“女闾”制，目的有四：一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二是为了缓解及调和社会矛盾。三是招揽游士，网罗人才。当时诸侯争雄，齐桓公为了能够称霸天下，借助美女来招引人才。四是供齐桓公淫乐。但管仲设立妓院，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收税以作军费。
管仲设立市妓和妓院，对后世中国公共制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春秋各国纷纷效仿，后世的封建统治者也从此让娼妓制度获得合法地位，这恐怕是作为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的管子始料未及的吧!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当时的妓院肯定不像日后那样畏首畏尾，而是在管仲丞相的庇护之下，光明正大地经营。所以娼妓们奉管仲为“保护神”了，这一习惯也延续到了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