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风诗。乱风诗五篇。至惑(原文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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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诗·乱风诗五篇·至虐
[作者]元结 [朝代]唐代
夫为君上兮，慈顺明恕，可以化人。忍行昏恣，
独乐其身；一徇所欲，万方悲哀。于斯而喜，当云何哉？
夫为君上兮，兢慎俭约，可以保身，忍行荒惑，虐暴于人；
前世失国，如王者多。于斯不寤，当如之何。
《二风诗·乱风诗五篇·至虐》作者元结简介
元结（719～772年），字次山，号漫叟、聱叟，文学家。天宝六载(747)应举落第后，归隐商余山。天宝十二载进士及第。安禄山反，曾率族人避难猗玗洞（今湖北大冶境内），因号猗玗子。乾元二年(759)，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史翽幕参谋，招募义兵，抗击史思明叛军，保全十五城。代宗时，任道州刺史，调容州，加封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守捉使，政绩颇丰。大历七年(772)入朝，同年卒于长安。
元结的其它作品
○贼退示官吏
○农臣怨
○石鱼湖上醉歌
○右溪记
○漫歌八曲·小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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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分唐宋，唐诗复分初盛中晚，乃谈艺者之常言。而力持异议，颇不乏人。《苏平仲文集》卷四《古诗选唐序》论杨土弘《唐音》体例不善，早曰：“盛时诗不谓之正音，而谓之始音。衰世诗不谓之变音，而谓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并谓之遗响。是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异乎十三国风、大小雅之所以为正变者”云云。已开钱牧斋《有学集·唐诗英华序》之说。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士弘手眼，未可厚非。
【补订】杨士弘说实为北宋以来常论。参观《管锥编》一五五二页。俞文豹《吹剑录》曰：“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无此力量。今不为中唐全盛之体，而为晚唐哀思之音，岂习矣而不察也。”称“中唐全盛”，正谓作者处世乃唐代之“中”，而作者成章则唐诗之“盛”。区别井然。叶横山《汪文纠缪·唐诗正序》曰：“就初而论，而贞观则时之正，而诗不能反陈隋之变”；亦此旨也。左仁、周贻朴同辑黄周星《九烟先生遗集》卷一《唐诗快自序》曰：“唐之一代，垂三百祀。不能有今日而无明日，有今年而无明年。初、盛、中、晚者，以言乎世代之先后可耳。岂可以此定诗人之高下哉。犹之乎春、夏、秋、冬之序也。四序之中，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风雨炎凝。不得谓夏劣于春，冬劣于秋也。况冬后又复为春，安得谓明春遂劣于今冬耶。”则另明一义，而笔舌恣肆可喜。
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故姜西溟《湛园未定稿》卷四《唐贤三昧集序》，即诘驳牧斋，谓：“四唐不可以作诗者之年月论。如毛诗作诵之家父，见于桓公八年来聘、十五年来求车，为周东迁后人，而其诗不害为小雅。黍离行役之大夫，及见西京丧乱，为周东迁前人，而其诗不豁为王降而风”云云。斯言也，并足以上折平仲，惜尚未能明拈风格之分。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有“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杨诚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诗序》曰：“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刘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诗派小序》仍以后山、陵阳、子勉、均父、二林等皆非江西人为疑，似未闻诚斋此论。时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杨序之恉。犹夫英国十八世纪女主(Queen Anne)临朝，而其一代词章，乃号罗马大帝时代文学。按此名初见于 Goldsmith： The Bee， NO.viii，第二篇“ An Account of the Augustan Age in England.”当时文坛主监为安迪生，而身后论定，竟被十九世纪女主时班首之称。参观 Bonamy Dobrée：Essays in Biography，第三篇“ Joseph Addison： The First Victorian.”固知文章流别，初不拘名从主人之例，中外一理也。德诗人席勒(Schiller)有论诗派一文(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谓诗不外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其德一称其巧。顾复自注曰：“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制”；(Dass wenn hier die neuen Dichter den alten entgegengesetzt werden，nicht sowohl der Unterschied der zeit als der Unterschied der Manier zu verstehenist.)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搀合今古者。见 Correspondance de Flaubert，édition Louis Conard，Ie série，p.385.按福楼拜亦分诗人为二派(classes)；语意与席暗合，见 Correspondance de Flaubert，é dition Louis Conard， Ie sé rie， p.385.席勒以古诗人赋物之不著我相，比为上帝创世，人见神工，而不睹帝相(Wie die Gottheit hinter dem Weltgebaude so steht er hinter seinem Werk-S.183).福楼拜亦谓上帝无往不在，而无处可见；作者书中有我，宜如此。(L'artiste doitêtre dans son oeuvre comme Dieu dans la création，invisib le et tout-puissant；qu'on le sente partout，mais qu'on ne le voie pas.)语尤巧合。见 Corr，IVe série，p.164.福楼拜书牍中屡申明斯意。是亦非容刻舟求剑矣。李高洁君(C.D.Le Gros Clark)英译东坡赋成书，余为弁言，即谓时区唐宋，与席勒之诗分古今，此物此志。后见吴雨僧先生宓《艮斋诗草序》，亦持是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汉、魏、六期，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此例之。叶横山《原诗》内篇卷二云：“譬之地之生木，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谢而复开。”
【补订】叶横山《原诗》外篇卷四论何大复与李空同书讥李诗“入宋调”曰：“李不读唐以后书，何得有宋诗入其目中而似之耶。将未尝寓目，自为遥契吻合，则此心此理之同，其又可尽非耶。”即谓诗分唐宋，亦本乎气质之殊，非仅出于时代之判，故旷世而可同调。圣佩韦好言“精神眷属”(les familles d'esprit)，近世德国谈艺言“形态”(Morphologie)者别作家才情为二类(intellectus archetypus， intellectus ectypus)，亦有见于斯也。
蒋心馀《忠雅堂诗集》卷十三《辩诗》云：“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可见五七言分唐宋，譬之太极之有两仪，本乎人质之判“玄虑”、“明白”，见刘邵《人物志·九徵》篇。按即 Jung: Psychologische Typen所分之 Introvert与 Extravert。非徒朝代时期之谓矣。乃尚有老，或则虐今荣古，谓宋诗时代太近，何不取法乎上；或则谓唐诗太古，宜学荀卿之法后王。均堪绝倒。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沈，乃染宋调。若木之明，崦嵫之景，心光既异，心声亦以先后不侔。明之王弇州，即可作证。弇州于嘉靖七子，实为冠冕；言文必西汉，言诗必盛唐。《四部稿》中，莫非实大声弘之体。然《弇州续稿》一变矜气高腔，几乎■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屡和东坡诗韵。《续绩稿》卷四十一《宋诗选序》自言，尝抑宋诗者，“为惜格故”，此则“非申宋”，乃欲“用宋”。卷四十二《苏长公外纪序》于东坡才情，赞不容口，且曰：“当吾之少壮时，与于鳞习为古文词，于四家殊不能相入，晚而稍安之。毋论苏公文，即其诗最号为雅变杂糅者，虽不能为吾式，而亦足为吾用。”《读书后》卷四《书苏诗》后曰：“长公诗在当时，天下争趣之，如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其后则若垓下之战，正统离而不再属。今虽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于人。其厄亦甚矣。余晚而颇不以为然。”下文详言东坡神明乎少陵诗法之处，可与早作《四部稿》卷百四十七《艺苑卮言》论东坡语参观。然《卮言》以东坡配香山、剑南为正宗而外之广大教化主，又曰：“苏之于白，尘矣”；此则迳以苏接杜，识见大不同。《四部稿》卷四十六《醉后放言》云：“死亦不须埋我，教他蚁乐鸢愁”，全本东坡“闻道刘伶死便埋”一绝，则是弇州早作已染指苏诗矣。虽词气尚负固矜高，不肯遽示相下，而乃心则已悦服。故钱牧斋《列朝诗集》丁集、周栎园《因树屋书影》卷一皆记弇州临殁，手坡集不释。要可徵祖祧唐宋，有关年事气禀矣。按此特明弇州早晚年诗学之不同，非谓弇州晚年诗胜早年也。吴梅村《家藏稿》卷三十《太仓十子诗序》有“拯挽近诗弊者，芟抹弇州盛年用意之瑰词雄响，而表晚岁颓然自放之言，诎申颠倒”云云，议论极公。弇州《续稿》中篇什，有意无韵，木强率直，实不如前稿之声情并茂；盖变未至道，况而愈下者也。近来湖外诗家，若陈抱碧、程十发辈，由唐转宋，适堪例类。唐宋诗之争，南宋已然，不自明起；袁子才《与施兰垞书》、《随园诗话》卷十六引徐朗斋语等调停之说，当时亦早有。如戴昺《东野农歌集》卷四《答妄论唐宋诗体者》云：“不用雕锼呕肺肠，词能达意即文章。性情原自无今古，格调何须辨宋唐。”
【补订】孙矿《孙月峰先生全集》卷九《与李于田论文书》论王世贞曰：“凤洲气脉本出子瞻，稍杂以六朝，后乃稍饰以庄左及子长。俊发处亦仿佛近之，然终不纯似。自谓出《国策》，正是子瞻所祖耳。”则王氏老去手《东坡集》不释，晚岁之归依，正敦少年之宿好耳。《文子·道原》所谓：“求之远者，往而复返。”明承唐宋，法后王其事顺，法先王其势逆。前后七子始必顺流从时，继乃逆流复古。王九思《渼陂续集》卷中《康公神道碑》曰：“喜唐宋韩苏之作，尤喜《嘉佑集》。”康海之初法老泉，犹世贞之本出子瞻矣。又按戴东野此诗亦见清初邵湘南陵《青门诗集》卷一，题为《疏园集自题》，只“不用”作“安用”，差一字而已，将无心之暗合，抑张胆之豪夺，“性情无今古”异，词句遂人我共乎。
不知格调之别，正本性情；性情虽主故常，亦能变运。划水难分；直恐自有异同，抟沙不聚。庄子《德充符》肝胆之论，东坡《赤壁赋》水月之问，可以破东野之惑矣。钱钟书在《诗分唐宋》中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大慨的意思是，诗可以随时代变迁而变化，也可以不随时代变迁而变化。诗是人作的，人不变，诗也不变。而人，变来变去，也就“两种人”。“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掺合今古者”，“第三种人”不过是“两种人”的复合体而已。用我的常用语来讲就是，时代对诗的作用，是“决而不定”的。其然哉？岂其然哉？
唐诗，宋诗，在风格上的不同，钱氏表述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也就是严沧浪所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之义；或者如德国诗人席勒所说：“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所以，“顾复自注曰：‘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制’”——没有时代的诗人，只有诗人的时代。其然哉？岂其然哉？
尝听苏芮《洒干倘卖无》歌曰：“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实在是古来哲学，鸡生蛋、蛋生鸡的大问题。美国实用主义大师詹姆斯，也曾把人分为刚性之人，与柔性之人。进而把古今哲学，分为刚性的哲学，和柔性的哲学。我们要问：人，何得而成为刚性的人？何得而成为柔性的人？也即是：“本朝人”为什么会“尚理”？“唐人”为什么会“尚意兴”？当看完“英雄造时势”的全部高论之后，还要来追问一下，难道时势不造就英雄吗？难道时代对人没有影响、没有作用吗？难道真的没有时代的诗人吗？唐诗变宋诗难道仅是“两种人”的作用，中间没有时代的气息？
胡适在《逼上梁山》一文说到：“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近世诗人欢喜做宋诗，其实他们不曾明白宋诗的长处在哪儿。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但宋朝人为什么会“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呢？正如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译注中指出：“以现在观点治中国文学史的大家如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胡小石——诸先生都承认元、明、清三代的文学主流是‘通俗文学’。但是何以‘通俗文学’在元明之际突然兴起？他们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那所以然，其实就是时代变了，吃饭的家伙事变了，市民阶层在中国的城市中出现了，有了文化消费的市场了。因此，中国文学史，是不能与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史，分开来读的。
钱穆说：汉朝“察举”制，终于在魏晋南北朝，由“累世经学”，形成累世门阀。到唐代，王谢子弟，因门第血统，甚至不愿娶皇帝的女儿为妻。唐王朝究本朔源，变“察举”为“科举”，故而“文选烂，秀才半；文选熟，秀才足”。“六朝声律”，实为唐人吃饭的家伙事。经五代，到宋朝，我们读林语堂《苏东坡传》，从东坡中举，因“文”不因“诗”可知，作文说理已成为取士的根据。而古文中看不中听，正如曾国藩所说：“文言最不宜于说理”，所以，唐宋禅宗论道都用白话语体，因此，宋人打破“六朝声律”，做诗更近于作文、说话，就是自然之事了。
人毕竟是经济动物，吃饭的家伙事变了，人也不得不变；人变了，诗亦不能不变。虽不妨碍“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但“与时俱进”确是时代的主流。“三代不沿礼，五帝不习乐。礼，时为大”也
具体论到唐诗已成高峰宋人望其项背欲追之从这点上就少了诗歌潇洒之意而且唐诗下笔多端意境自然优美而宋诗则侧重以情寓理少了以文说话的意境由此也可作为倘使宋诗高下之分而且唐朝强盛国民作诗的基本条件心情较为优越宋朝孱若弱在这方面也输唐人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