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的简介(刘复基简介)
本文目录
简介：
祖国的大好河山祖国的名山大川很多，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中外游客。黄河和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摇篮，长城和大运河长而雄伟。西边有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东边有著名的泰山。
唐代诗圣杜甫曾写了一首《望岳》为题的诗：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杭州素有“人间天堂”的美称，西湖就是天堂里一颗美丽无比的明珠。西湖的水清澈见底，边上有许多碧绿、挺拔的柳树和杨树。在西湖边有一座叫雷峰塔的宝塔。紫金山是南京的绿肺，中山陵驰名中外，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资料拓展：
毛主席写的《沁园春•长沙》：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现在的橘子洲头风景依旧秀丽，还有个小橘园，树上挂满了黄橙橙的橘子。走道边种着桂花树。微风拂过阵阵桂香沁人心脾。晚上和家人一起走到湘江河畔，闻着淡淡的桂花香。看着远处绚烂的烟花盛宴。享受着橘子洲头给人的美妙感受。依靠在河边的护栏上，处在这寒秋之际，眺望着滚滚北去的湘江，想象着当年毛主席伫立在橘子洲头的情景，感触颇多。
当一代天骄站在这美景前都为之折服，写诗以聊表情怀。又何况我呢。中国，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国家，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沧桑，克服了重重艰险，才脱离了屈辱。
她今日的大好河山不知是多少人洒下的鲜血换来的啊！我已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中华五千年历史，成就了无数辉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赐予了中华大地秀美景象。先人的抛头颅洒热血。不畏生死的牺牲更保护了我们的国土完整。也使中国的名胜古迹风韵犹存。
参考资料：百度学术——祖国的大好河山
个人生平
1895年：2月4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909年—1911年（14岁—16岁）：在常州中学求学时，参加校中军乐队，学习吹军号及军笛，开始接触西洋铜管乐。
1911年：辛亥革命，学校停办之后回到故乡江阴参加“反满青年团”军乐队，吹奏军号。从此时开始音乐工作。
刘天华
1912年—1914年（17岁—19岁）：赴沪参加沪西开明剧社，任乐队工作。在这时期学习各种西乐器，举凡管弦乐器、钢琴等，均加学习，尤以铜管乐器多有深造，并对西洋作曲理论有所接触。
1914年：开明剧社解散，解散后，返里任教于华墅华澄国小。开始了他音乐教学的生涯。1915年（20岁）：是年春丧父，复贫病失业，心境恶劣，偶赴市购得二胡一把，每日拉奏，随产生《病中吟》镟律初稿，表达他当时的不得志和内心的抱负。秋任教常州母校，为母校建立了军乐队与丝竹合奏团，常至民间演出。
1916年（21岁）：与殷尚真女士结婚。被江苏省立五中聘为音乐教员，并在该校组织了丝竹部和军乐部两支乐队。
1917年（22岁）：向江南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学习二胡及琵琶等。
1918年（23岁）：夏，从沈肇洲先生学习崇明派琵琶的演奏。开始创作《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等曲。
1920年（25岁）：夏，赴河南学习古琴，沿途还一路寻访民间艺人，采集各处民间音乐。染癣疥，负病归。至此，刘天华比较深入地认识到中国传统音乐精致典雅的一面。在此期间，他对各种传统民间音乐也进一步学习，他常和熟习音乐的好友澈尘和尚探索研究民间音乐及佛教音乐。
1921年（26岁）：到上海参加“开明剧社”乐队，在江阴组织暑期“国乐研究会”，授《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等曲。
1922年（27岁）：赴北京，先后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北京女子高师和国立艺专音乐系科的二胡、琵琶、小提琴教授，结识了音乐家萧友梅、杨仲子等人。他的学生有曹安和、王君仪、韩权华、萧伯青、吴伯超等。
1923年（28岁）：从托诺夫学习小提琴，同时悉心钻研西洋音乐理论，得到了不错的成就。小提琴的学习，给予他对胡琴的改进十分大的启发，他又对西洋作曲方式，尤其西方和声学的进一步研习。
1924年（29岁）：《月夜》定稿。
1926年（31岁）：除北大与女师外，又任教于艺专。创作《苦闷之讴》。学习昆曲。在家中组织了学习昆曲的组织，和北大、及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共同学习研究，又学习三弦拉戏，并不时研究欣赏京剧，这些都对他以后的作曲有不小帮助。
1927年（32岁）：从北京燕京大学音乐系外籍教授学习理论作曲。因托诺夫去津，改从欧罗伯学习，6月，欧罗伯离京，停。创办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了《音乐杂志》（共10期)。创作《歌舞引》《改进操》《悲歌》。
1928年（33岁）：创作《除夜小唱》（良宵）、《闲居吟》，发表《空山鸟语》定稿。
1929年（34岁）：创作《虚籁》。
1930年（35岁）：3月，继续从托诺夫学习，直至罹病，未间断。听写《梅兰芳歌曲谱》一册。
1931年（36岁）：在高亭公司灌音二胡曲《病中吟》及《空山鸟语》，琵琶曲《歌舞引》及《飞花点翠》。
1932年（37岁）：创作《独弦操》及《烛影摇红》。6月1日赴天桥收集锣鼓谱，染猩红热，罹病仅一星期，6月8日晨5时20分逝世。享年整37岁（别处记载38岁，是按虚岁计算）。
成就贡献创作乐曲
刘天华的音乐创作成就，主要在民族器乐曲方面，共作有十首二胡曲：《病中吟》、《月夜》、《苦闷之讴》、《悲歌》、《空山鸟语》、《闲居吟》、《良宵》、《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三首琵琶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一首丝竹合奏曲《变体新水令》、编有四十七首二胡练习曲、十五首琵琶练习曲，还整理了崇明派传统琵琶曲十二首，其中他改编的《飞花点翠》于1928年由高亭唱片公司录制唱片，已成为琵琶经典乐曲。
1918年他在贫病中完成了二胡曲《病中吟》初稿，抒发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和生活无出路的愤懑心情。其后，他创作的《苦闷之讴》（1926）、《悲歌》（1927）、《闲居吟》（1928）以及《独弦操》（又名《忧心曲》，1932）等二胡曲，以委婉动人的镟律，或忧伤压抑，或悲愤激越，表现了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中苦闷、徨，要求变革、挣扎、奋斗的心情。二胡曲《良宵》（又名《除夜小唱》，1928）、《光明行》（1931）和琵琶曲《改进操》（1927），音乐清新明朗、乐观向上，表达了作者憧憬美好未来的喜悦心情。《光明行》运用了西洋音乐中大三和的弦琶音进行和转调手法；《改进操》吸收了古琴上绰、注手法与三度和音的镟律特点，显示了国乐改进的成果。此外，二胡曲《空山鸟语》（1918～1928）吸取民间单弦拉戏的模拟自然音响的手法，音乐活泼生动。《烛影摇红》则是运用三拍子和变奏曲式的结构原则写成的一首优美抒情的二胡曲。刘天华掌握了民族器乐的创作规律，又大胆地吸取西洋音乐的技法，使作品既具有中国传统的音调，又有新颖独特的表现特点，仍保持着很强的艺术生命力。当刘天华逝世时，在纪念会上有人用这十大二胡名曲标题的首位字联成过一幅便于记忆又颇有意境的挽联：“良月苦独病，烛光悲空闲”。
相关书籍改良二胡
在乐器的制造改良上，他对于他所擅长的二胡、琵琶进行改革。他在二胡制造的材料、技术上进行改变及定制，以期达到好的音色及音量，对二胡二根弦的音准进行调整，又增加了二胡的把位，以提高其演奏的表现力。他又依十二平均律制作了新的琵琶，并增加琵琶的品和项，使琵琶能有准确的音准并能演奏半音阶，他这些音乐器的改进的进行，也和乐器制作厂商合作发展，以期达到推广的效果，他自己也曾于北京经营经营了一家音乐商店，名叫中华乐社，售乐器及谱等，可惜后来未能如其计画进一步成立乐器厂。
中国邮政推出的刘天华纪念邮票改良记谱
记谱法的改进是刘天华相当重视的一环，他认为乐谱的不发达完备，使得中国古代的音乐无法完整地留传下来，而间接造成中国音乐的衰微。他首先大力推广五线谱用于中国音乐之上，如他在1930年，为当时将赴美国演出的京剧名家梅兰芳，花了数月时间以听写记谱方式完成了五线谱的《梅兰芳歌曲谱》。除此之外，由于当时国人仍惯用旧有的工尺谱，他于是将五线谱中一些记谱法如节奏、指法、强弱等记号融入工尺谱之中，成一套较完善而能通行的记谱方法，并以此方式整理出了《瀛州古调新谱》、《佛曲谱》及《安次县哨子曲谱》等中国古乐及民间音乐。
改进国乐
在民国初年，刘天华见到中国音乐发展的垂危，因主张进行国乐改进。他反对完全以西乐来取代中国音乐，他认为西乐虽完善成熟，但不能削足适履的把它用在中国人的意识性格之间。同时，他认为身为一个中国音乐家，不仅要守住自身的传统，更要把中国音乐的好处发扬光大到世界。刘天华写有一篇未完成的文章《中西音乐的争执问题》，他在文中批评那些主张西乐一无可取以及完全轻视中国音乐的人，他认为对于中西音乐，应不能宥于片面之见，而要全面、平心静气地来讨论。他以音乐能否由作者“达意”、听者“感应”，因而能行之久远来评断中西音乐，而不以“古今”或“繁简”判断，由此看来，中西乐实应各有所长。虽然他对于中西乐同样有不错的评价，但他对于中国音乐仍有较深的喜爱，他曾力述国乐的优点，认为中国音乐声音纯正，为西乐所不及，此外，又认为中国人较能亲近自身的音乐，因此不能完全用西乐取代，这也是他提倡国乐要改革而不能完全以西方音乐取代中国音乐的重要原因。
他认为不论复古守旧或全盘西化，都是不行的，由于他能分别深地入了解中西乐的特长及优点，因此他主张“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潮流，从中西的调合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进步两个字”。要“介绍西乐，以为改进中乐的辅助，并想效法西乐，配合复音，并参用西洋乐器”，再“从创造方面去求进步”。
1927年，刘天华在北京联合萧友梅、杨仲子等人，创立了国乐改进社，以期开始国乐改进的工作，他在几篇文章中，对国乐改进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计画，其内容包括探查及保存故有好的及将失传的乐曲、曲谱及乐器，并访问仍在之音乐大师。其次，要改良记谱法、整理演奏法，编成有系统的书藉，对于乐器，则要组织乐器厂，研究改良乐器，以使国乐有良好的基础。再其次，介绍西乐为改进国乐之辅助，以创造新的艺术，再发行刊物及创设音乐学校以推广成果，再创设研究所以进一步研究创新中国音乐。这样一个完整的计画，却由于当时的环境十分恶劣，正当军阀割据南北分裂之际，***完全不重视音乐，因此经费极度缺乏，计画的推行十分不易，因此在这些计画之中，他提出了最重要而急于举办的，如对中国音乐尤其是将失传音乐如宫庭音乐、民间音乐等的保存及研究，还有刊行音乐杂志、办国乐教育及乐器的制造及改进等，这些工作的目的多在为创造其心目中新生国乐的准备等。此外，他还记录了民间音乐《安次县吵子会乐谱》、《佛曲谱》（未完成）等。刘天华的全部作品和生平资料，最先收进其兄刘复编纂的《刘天华先生纪念册》（1933），今已辑成《刘天华创作曲集》（万叶书店，1954；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年修订）。
推广国乐教育
刘天华认为音乐的重要目的，便是在表达人的感情以使听者感动，希望音乐能够普及于大众并提升水平，因此对音乐的推广及教育十分地重视。自十九岁起，刘天华即开始在中国小教授音乐。后前往北京，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音乐系，后又在北京艺专教音乐，主授二胡、琵琶及小提琴等，他编写了南胡及琵琶的练习曲各一本，以使学生能按部就班学习；后来包括如蒋风之、陈振铎等二胡名家都是他的学生。此外他曾计画国乐的义务教育，由国乐改进社的社员担任教师，以推广国乐的学习。其后又筹办暑期音乐学校，对于一般人民有兴趣习音乐者，亦不计代价教导。而改进社也不时举办音乐会以推广音乐。他并且演奏录制了二胡和琵琶的唱片二张，作为保存与推广国乐之用。
社会影响
在中国近代，主张学习西乐以改进国乐的这种思想，并非由刘天华最早提出，早在1903年匪石写的《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中就已提出此说，而当时如萧友梅、黄自等音乐家也同样富有这种思想，并在音乐的改革上有所成就。然而正如其兄刘半农所说的，当时除天华之外，“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能会通其间者，当世盖无第二人”。尤其当时主张改革中国音乐者，多为留学国外而擅长西乐者，像他这样深入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人可说十分地少，也因此他在国乐的创造改进上，能够更深地奠基于中国音乐之上，而能有不凡的成绩。
刘天华墓碑
另一方面，中国流传广泛的各种民间音乐，当时受到了知识分子们的轻视，地位十分低落，发展前途堪虑，刘天华抱着将音乐普及大众的想法，因此整理保存了不少民间音乐，并将其融入其音乐当中。此后，音乐家对于民间音乐的重视日渐提高，造成在后来的国乐发展中，民间音乐为一重要的成份。
在各类中国音乐之中，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二胡音乐。在传统中国，二胡仅是民间戏曲及地方音乐的伴奏乐器，地位不高。但由于他对于乐器的改革、十首独奏曲的创作以及有系统的二胡教学法的建立，使得二胡音乐的内含有所增益，且成为能够独奏的乐器，使得中外人士对二胡看法有所改变，二胡也因此进入了高等音乐教育之中，从此在中国音乐中的重要性大为提升。
刘天华虽然尚未能达成他的理想，“让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但他实对于近现代国乐的发展开启了很好的道路，被誉为二胡鼻祖。
人物纪念墓地
刘天华与其兄刘半农葬在碧云寺北门玉皇顶的山坡上，刘天华墓碑的正面由胡光炜题：“故音乐大师刘天华先生夫人之墓”。碑阴则由篆刻名家，当时在国立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任系主任的“金陵杨仲子”书写，全文共519字，字型为隶书而略草，俊秀有功力，镌刻技法高超。杨的刻石留到今天的已很难见到了，这块碑也应是北京地区的金石之瑰宝。
刘天华墓地纪念馆
刘氏故居位于江阴市澄江街道西门。
刘氏兄弟纪念馆是江阴市人民***为纪念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三兄弟而利用刘氏后裔捐赠的祖籍故居改建的。刘氏兄弟纪念馆位于江阴市西横街49号，它坐西朝东，前后二进十间三庭院，是一座具有江宅特色的清末建筑，约有150年历史，与古兴国塔、文庙南北呼应，浑然一体，构成江南古城的一个游览区。纪念馆由文化部部长朱穆之题写馆名，著名女作家谢冰心为纪念馆写了序文。陈列分“事迹介绍”和“故居景点”二大部分六个展室，共陈列展品300余件。
刘氏故居
刘氏兄弟纪念馆设有资料室，珍藏着刘氏兄弟的多种资料、遗物以及近代著名书画家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沈尹默等大师馈赠的字画、扇面等纪念物2000余件。
刘氏故居是典型的清代末年的民居建筑，粉墙黛瓦，一共三间三进。进门是一天井，然后中间是厅堂，辟为刘氏三兄弟的介绍室。右侧是刘氏兄弟父母的卧室，刘氏三兄弟就诞生在这里，左侧是刘氏兄弟父亲办私塾的教室。第二进是刘氏兄弟的卧室和天井；第三进是刘北茂的卧室与灶间。整个故居简单朴实，像刘氏三兄弟一样。
人物评价
刘天华在教学之余学习小提琴和西洋作曲理论，并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和演奏技巧，在民族器乐创作和演奏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刘天华选择二胡作为改革国乐的突破口，借鉴了小提琴的大段落颤弓等技法和西洋器乐创作手法，融合了琵琶的轮指按音、古琴的泛音演奏等技巧，并确立和运用了多把位演奏法。所有这些，使二胡从乐曲到演奏上都增添了艺术表现的深刻性，从而使这件古代并不受人重视的民间乐器变成近代专业独奏乐器，成为中国民乐的主角与代表，因而刘天华被视为近现代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二胡鼻祖。
刘天华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音乐家。他将过去被轻视的民间乐器二胡加以改革，纳入到专业音乐教学之中，使其成为音乐会上经常独奏的乐器。他改进二胡的制造规格和记谱法，明确固定音高的定弦，并吸收提琴某些演奏方法。他还创作了二胡练习曲47首，为二胡教学的系统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改进了琵琶教学，创作了琵琶练习曲15首；他曾将四相十品的传统琵琶加以改革，制作了六相和加半音品位的琵琶。他用近代记谱法记录、整理的《梅兰芳歌曲谱》，是最早根据实际演唱作记录的京剧曲谱。
他发起与参与组织国乐研究会、乐友社、爱美乐社、国乐改进社等音乐社团，创办《音乐杂志》，对当时民族音乐的发展与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第一个采用了近代记谱法记录了《梅兰芳曲谱》，并在收集、整理民间音乐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刘天华与其兄刘半农（著名文学家）、其弟刘北茂（著名音乐家）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文华史上的“刘氏三杰”。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刘天华为民族音乐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能会通其间。他反对全盘西化，但也不排斥西方文化。在创作上既能掌握民族音乐的创作规律，又能巧妙地吸收借鉴西洋技法。他不仅将民间状态的二胡升格为富于独特艺术魅力的独奏乐器，达到高等乐府专业教学的层面，而且这些作品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珍品。他是近现代二胡艺术的奠基人，当代中国的二胡演奏艺术无不受其理论与风格的影响。在民族乐器改革和演奏技艺的创新上，他又是一个勇于开拓的革新家。他毕生为民族音乐创作与教育而奋斗，培养了蒋风之、陈振铎等一批著名演奏家、理论家和教育家。可以说，刘天华是中国近现代民族音乐发展的奠基者、开拓者，民族音乐的一代宗师。
刘天华一生致力于改进国乐，反对音乐成为“贵族们的玩具”，提出音乐“要顾及一般民众”。他珍视中国民族音乐传统，但不赞成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认为发展国乐，“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另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方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
刘天华故事
刘天华的祖母夏氏青年守寡没儿女，她要求住在乡下的她丈夫的堂兄过继一个男孩给她，取名刘宝珊并供他读书。几年后的一天，夏氏路过一条结冰的河边，听见儿啼，她救了一个冰上弃婴，抱回抚养成了刘宝珊的童养媳。这位出身贫苦的女子婚后生了三个儿子，长大后都成为著名的教授。
刘天华是他们的次子，读了几年书，父母去世后贫病失业，靠做临时工糊口。他20岁时病愈后的一天偶尔看见二胡，花了两毛钱买一把，那时二胡被称为叫花子二胡，刘天华却预见它有发展前途。他自己琢磨着拉二胡，有些长进，就自编自创二胡曲。
从此，他走上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道路。那时没有音乐学校，他就自学。刘天华天资颖悟又刻苦勤奋，进步很快。他不断地探索技艺，不断地寻师访友博采众长，终于成为卓越的二胡、琵琶演奏家、作曲家。20到30年代执教于北京大学和其他三所学校。
刘天华不断地向哥哥学习，就是作曲也向半农请教。有一天，他在院子里听见鸟儿叫，灵感突发，记起王维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想写一首“空山鸟语”。
他告诉半农。哥哥说：“这四个字有诗情画意。古诗有‘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这境界多美！空山鸟语要把林静山幽体现出来。”一个文学家，一个音乐家，兄弟俩珠联璧合。
193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北京饭店门口停着多辆小轿车，那是一些外国人来听刘天华演奏会。他们认为“中国有什么音乐？”闲来无事，抱着姑妄听之的心态而来。刘天华演奏自己写的二胡曲、琵琶曲。有“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良宵”、“光明行”等曲。
外国人听得大气不敢出，都惊呆了。演出结束后，外国人士都拥上后台争先恐后与刘天华握手，把他团团围住。他们好奇地摸摸看看二胡，说：“小提琴有四根弦，它音色柔美，表现力强，能拉出表达各种思想感情的乐思；二胡只有两根弦，音色也这么美，表现力也这么强，曲调变化之多不亚于小提琴！真神奇！”
他们又看看摸摸琵琶，问道：“这两种乐器构造、音色和演奏技巧都不同，刘先生，你怎么两件都娴熟？在我们国家，很少有一个演奏家能这么熟练地演奏两种乐器呢！”一位德国人说：“没有刘天华，我还不知道中国有音乐。”
当有人告诉他们：刘天华还教学生拉小提琴；还在萧友梅创办并亲自指挥的中国第一支管弦乐队中吹小号时，外国人都睁大眼睛喊：“奇才！”
刘天华简介：
江苏省江阴市澄江镇西横街人，中国近代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清末秀才刘宝珊之子，与诗人刘半农、音乐家刘北茂是兄弟。自幼受到家乡丰富的民间音乐熏陶。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到江阴参加“江阴反满青年团”，执掌军号。
1912年随兄刘半农去上海，工作于开明剧社，业余加入万国音乐队，并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开始接触西洋作曲理论。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32年因猩红热病逝于北京，年仅37岁。代表作有《光明行》、《良宵》、《空山鸟语》、《歌舞引》、《飞花点翠》等。
刘天华事迹：
一、创作乐曲
二、改良二胡
三、改良记谱
四、改进国乐
五、推广国乐教育
扩展资料：
刘天华的音乐创作成就，主要在民族器乐曲方面，共作有十首二胡曲：《病中吟》、《月夜》、《苦闷之讴》、《悲歌》、《空山鸟语》、《闲居吟》、《良宵》、《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三首琵琶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
一首丝竹合奏曲《变体新水令》、编有四十七首二胡练习曲、十五首琵琶练习曲，还整理了崇明派传统琵琶曲十二首，其中他改编的《飞花点翠》于1928年由高亭唱片公司录制唱片，已成为琵琶经典乐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刘天华
明代权力臻极的太监，除天启时的魏忠贤之外，另一个就算正德时刘瑾了。刘瑾，陕西兴平人。“本谈氏子，依中官刘姓者以进，冒其姓。孝宗时，坐法当死，得免。已，得侍武宗东宫。”(《明史列传192》)武宗即位之后，原来在东宫伺候的太监都“以旧恩得幸”，时称“八虎”，刘瑾即为“八虎”之首。刘瑾原是市井混混出身，在宫里“日进鹰犬、歌舞、角牴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进内官监，总督团营。”
得志后的刘瑾最后做到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这本来是秘书脚色，权力可大可小，视皇帝勤政或倦政与否。偏偏武宗耽于玩乐，怠于政事。刘谨刚开始也不敢擅专，但每有请示，“武宗辄叱曰‘吾安用尔为？而一烦朕！’自是不复奏，事无大小，任意裁断，悉传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武宗则乐的清闲，搬出皇宫，在西华门建造所谓“豹房”，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刘谨得以代替皇帝朱笔票旨而取得大权。当时内外章奏，主管官员“先具红揭投谨，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白本是送给武宗看的，这只是履行一个程式、决定权全由刘。因此，内阁撰敕，或“逆探理意为之”，或“至理处请明，然后下笔”，(《明史列传192》)最后，刘索性拿回去“自于私宅拟行”，俨然如民间所讽的“立”皇帝。
刘谨并非无能之辈，也未曾将国事当作儿戏。史载，刘谨将奏章带回私第后，都与他的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及华亭人张文冕商量参决，再由大学士焦芳润色，内阁李东阳审核之后颁发。还是颇为慎重的。用事期间，他针对时弊，对政治制度作了不少改动，推行过一些新法。即所谓“刘谨变法”。据《明史》，“给事中屈铨、祭酒王云凤请编瑾行事，著为律令。”另据《明通鉴武宗》“‘辛丑，兵科给事中屈拴，请颁行刘谨所定《见行事例》，按六部为序，编集成书，颁布中外，以昭法守。诏‘下廷臣议行。’”不过，对于专权太监，正史从不可能有丝毫正面评价，所以其《见行事例》所拟的改革措施及成效如何，史料基本不载。不过据《明史列传192》，“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诏悉厘正如旧制。”如此看来，其措施大概涉及四部，包括人事、民事、军事方面共85项措施。
现在只能从一些相关的记载里面，粗略了解刘谨的一些改革措施，其中有建立内厂钳制东西厂的权力，“时东厂、西厂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瑾复立内行厂。”此外，“瑾峻刑”，其执法很严，颇有朱元璋之风。对于打击官员失职和贪污腐败不遗余力，以独特的“罚米例”，对失职官吏以罚米为单位的俸禄为手段，“丁末，工科给事中吴仪核宁夏、固原等处仓场秋坯亏折之数，劫历任巡抚都仰史徐廷薄……等十六人，侍郎硕佐及管粮郎中、副使、金事徐键等十八人，又通判董全等一百八十八人，又以马价盐课劫巡抚宁夏全都御史刘宪、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杨一清及苑马寺卿、全事、知府、间知及管屯卫宫十余人，皆入罚米例，重者五百石，轻者三百石以下，致仕者半之。”又，“辛丑，给事中白思诚、御史储珊等，复参辽东仓库自弘治十五年至正德三年前后各任椰移亏折之数，遂及都御史王宗彝……及郎中、给事中、御史等凡数十人。除病故者勿追，余俱各罚米输边，自一千石以下有差，其中所罚有至再至三者。”(《明通鉴武宗》)
刘谨的改革措施还包括降赋税，减轻农民负担。“三月，甲辰，振浙江饥……又停止本年应解杂款银六万两以宽民力。”建立官员不定期考察制度，“己酉，诏吏部考察京宫不必以时。”为避免战事发生时各镇守将领拥兵自保或各自为战，边防方面，“乃请仿王越、秦等故事，仍设文职大臣总制三达，镇、巡以下皆受节制”，对于屯制，刘谨下令作重新的全面勘查，清理了一些假冒的不法之事，整顿盐法亦有成效，“秋，七月，戊戌，刘复矫旨造御史乔岱等往核两浙盐课，追论历次巡盐御史及运司官赔偿商课，自数千两至数百两，按历年深浅及大课多寡以定陪纳之数，皆令输京师内承运库。”(《明通鉴武宗》)
刘谨用事期间，组织编纂了《通鉴纂要》，此外，调整过各省的科举录取名额，增加西部地区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录取人数，降低了江西录取人数。还有一些不拘礼法，在当时看来很奇怪的举措，如“令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等，为时人所侧目。
值得一提的是，刘谨虽为宦官出身，但他专权期间却禁止太监干政，限制宦官权力，“当瑾专政时，有所请多不应，永成、大用等皆怨瑾。”他的亲信都是外臣，如内阁学士焦芳、刘宇、曹元，尚书毕亨、朱恩等，并无一个宦官，以至遭内廷嫉恨，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又成了他倒台的重要原因。
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造反，刘谨“起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督，讨之。”叛乱平定之后，张永回京，“献俘毕，帝置酒劳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俯首曰：“瑾负我。”永曰：“此不可缓。”永成等亦助之。遂执瑾，系于菜厂，分遣官校封其内外私第。”就这样，趁皇帝喝得醉醺醺的时候，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不过武宗还不想严惩刘谨，“次日晏朝后，帝出永奏示内阁，降瑾奉御，谪居凤阳。”到抄家的时候，因为太监们事先作了手脚，结果“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哀衣、玉带诸违禁物。又所常持扇，内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狱。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族人、逆党皆伏诛。”(《明史列传192》)
受凌迟之时，刘谨已是花甲之年，真要说谋反，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罢了。败亡之后，因为没有生殖器，唾骂之外，曾经有过的政绩也一笔勾销，就此湮灭掉了，在历史中只余微弱的痕迹。刘谨专权时间不长，只从正德二年到五年的数年而已，正史对其列出的罪名基本可归结为收受贿赂，残害忠臣两条。《明通鉴》说，刚开始“谨初通贿，望不过致百金，(刘)宇首以万金贽，谨大喜曰：‘刘先生何厚我！’”倒了后来，则发展到“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这一轨迹，基本是不受监督的掌权者必经之路。至于成昌败亡的权力斗争，则兴衰无常，没有永远的胜利者，亦是皇权政治的必然，王安石、张居正尚不能免，作为阉人，刘谨更注定会成失败者，这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