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学士的简介(王大学士的简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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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龄，小说、戏剧、野史中北宋丞相，生卒年月不详。热播的电视剧《包青天之七侠五义》中，都提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叫“王延龄”。
他宽厚仁慈，刚直不阿，清正廉明，做事果断，是北宋初期难得的一位好宰相，也是龙图阁大学士包拯的恩师。
笔者查阅了大量史料，也没有获得“王延龄”的有关信息。据《宋史》记载，北宋的确有一位姓王的宰相叫王旦，而不是王延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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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王姓宰相：
王旦（957年－1017年10月2日），字子明。大名府莘县（今属山东）人。北宋名相，兵部侍郎王祜之子。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王旦登进士第，以著作郎预编《文苑英华》。累官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澶渊之战时，王旦权任东京留守事。景德三年（1006年）拜相，监修《两朝国史》。
他善知人，多荐用厚重之士，劝真宗行祖宗之法，慎所改变。掌权十八载，为相十二年，深为真宗信赖。但受王钦若说服，未能阻止真宗的天书封禅之事，颇受后世诟病。
王旦晚年屡请逊位，最终因病罢相，以太尉掌领玉清昭应宫使。天禧元年（1017年），王旦去世，年六十一。获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故后世称其为“王文正”。
乾兴元年（1022年），配享真宗庙庭。宋仁宗题其碑首为“全德元老”。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有文集二十卷，已佚。《全宋诗》及《全宋文》录有其作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延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旦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死后谥号“文”。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宋神宗时宰相。创新法，改革旧政，世称王荆公。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方面，词作不多，但其词能够“一洗五代旧习”，境界醒豁。今传《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王安石，便是这样一位历史的过客，留下了印迹，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却并没有留下辉煌。要说有辉煌的话，那也是文学，而非政绩。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发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当然指变法后），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这点宋做的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怀疑，在语文书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个忠心爱国，敢于抗击西夏人的文戎双料英雄，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范仲淹在军事上是个外门汉，但对内宣传能力举世无双，他到定难战区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宣传“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万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结果在他与韩琦的带领下宋军大败。范仲淹执政颇为玲珑，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弃了（为了避免人身攻击)它可比王安石差远了。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单导致的结果很严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清文华殿大学士蔡新
新爷为宦前后五十年
蔡新，字次明，又字缉斋，号葛山，清朝康熙四十六年生于福建漳浦大南坂下布。蔡新3岁丧父，兄桂才6岁，全靠寡母维持生计，家贫失读，少从叔父世远(文勤公)延师以教。兄弟每日夕自馆归，随母抱瓮灌畦蔬，逢假馆则到园圃种薯，收豆荚，冬至择枯枝为薪。常年入夜，母在灯下纺织，兄弟在侧读书。新天资聪慧，年少胸怀大志、勤学，潜心于儒家仁政，为在闽倡导理学的从叔父世远所疼爱。雍正二年，新应童子试，以考第二，漳州知府耿国祚夸奖。俟与官当何鸣玉长女订婚，设馆授徙。雍正三、四年随授安溪训导之祖父蔡祚熹上任，侍祖并就读。祖父殁，新回浦高馆授徙。雍正十年举人获榜。乾隆元攫，新中二甲第一进士(金德瑛榜)，先庶吉士入词馆，翌年授翰林编修，乾隆帝彰扬新能秉承理学。当年秋请归假，为父营窀穸，请母就养京师，母不肯行。何夫人携子女同入京。乾隆九年，主持浙江乡试后入直上书房，延中从翰林考选御史，考得第一，但新仍在上书房任侍讲，辅导皇子读书。乾隆十一年至十四年授命视学中州，提督河南学政，学事毕回朝，仍入直上书房，擢侍读学士，未数月晋内阁学士。乾隆十七年九月起到廿年五月止，任刑部右、左侍郎(十八年三月曾请假回乡)。乾隆廿二年告假回家奉养母亲。乾隆廿二年十二月，新爷为上书房总师傅。乾隆三十二年四月动身入都复职，五月仍补刑部右侍郎。从乾隆卅三年起到四十五年止，新先后任工部尚书两个月，刑部尚书十个月，祀部尚书两年四个月，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到四十八年九月，新爷任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四库全书馆正总裁(第14位)，兼国子监事务，提督直隶学政。乾隆四十八年八月起升为文华殿大学士，乾隆五十年四月致仕，加太子太师。
为下以德政者正也
乾隆五年(1740)，噶喇吧发生荷兰殖民者屠杀华侨，史称“红溪惨案”。福建地方官吏为此奏请朝廷，要求禁止和南洋各国通商往来，内阁大臣方苞了解蔡新是位有经济策略，且又生长于闽南，对海上通商贸易比较了解，因而函询蔡新的意见。蔡新复信说：“……闽粤洋船不下百十号，每船大者造价近万金，小者亦四、五千金，一旦禁止，则船皆无用，已弃民间五、六十万之业矣;洋船往来，无业之民仰食于此者不下千百家，一旦禁止，则以商无资，以民无产，势将流离失所，又弃民间千百生民之食矣!此其病在目前也，数年之后，其害更甚。……建议不须马上就议禁止与南洋各国通商，且令沿海文武静加查瘵。今岁贩吧者听其自便，回棹时再加询问。如果其悔司前非，加意周施，则是彼不敢与汉商为难就不要处理，否则只禁与噶喇吧，而其他南洋诸国也不必一概禁止。”该建议得到绝南洋通商千万的巨大经浊损失。
蔡新从宦位政，奉公清廉，体国恤民，德望见于朋僚，为乾隆所器重。他从政于乾隆朝，典章制度细致完备，成法属尊这，一切有旧章可循，身为辅臣，却少创革。但供吏、礼、兵、刑、工部要职，皆勤政廉恭，谨诚尽责，功不上报，言不及私，乾隆帝对蔡新体国忠诚的品德赞赏备至升迁极品。乾隆廿五年，蔡新在告养中赴京祝贺乾隆五十寿庆时，帝赐蔡新母“欧荻延禧”匾额。蔡新67岁出任礼部尚书，乾隆特赐新可以骑马入紫禁城，并照顾在澄怀园办事;新任兵部尚书，帝赐御书“武库耆英”四大字和红绒结顶冠服，后又赐“黄扉宿彦”亲书褒匾。乾隆四十九年典试礼闱，新为会试主考官。乾隆表彰新令儿子本俶回避不参考的正直无私，特将本俶提为工部屯司主事任用乾隆五十年正月参加千叟宴，二月辟雍讲学的朝廷盛典，新以大学士兼领国子监坐讲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隆帝按例亲临，朝中三品以上的官员几百人参与听讲，乾隆帝赐茶赠文绮，并为亲赋诗，诗中有“蔡新或备伯兄行”还在诗后加注说:“今群臣孰可当三老五更?独新长朕四岁，或可居兄事。然恐其局促勿敢当，举王导对晋元帝语以谢耳。”典礼完毕，蔡新面恳乞休，乾隆允以原官致仕，加封太子太师，令驿站车马护送回籍，沿途所至，地方官员在廿里内照料护行。蔡新临行奏谢，乾隆亲执玉如意等物以赐，并祝他说：“汝好，还家一路平安，俟庚戊(即乾隆五十五年)再来相见也。又赐诗饯别，以宠其行：“不忍言留合令归，及归言别又依依。”
当时有得宠侫臣和珅，搞了一个“五会图”，花费很多钱。乾隆帝知道蔡新正派会反对这等奢侈做法。特对和珅交代：“《五会图》不可让蔡新看到，不然他劝阻的奏章就会立即递到我的面前”。乾隆赋诗赐新：“只问苍生待忠告，相看白发尚依然。六千里岂江山隔?一片心原上下联。”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年)，蔡新荣幸再赴京参加“鹿鸣宴”。乾隆六十年退位，仁宗即位改元嘉庆元年，特赐御书“绿野恒春”匾额及诸多珍宝，还钦新子本俊为内阁中书。嘉庆四年二月，新在家逝世，嘉庆下谕“原任大学士蔡新，人品端正，学问深醇，久任纶扉，兼辖部务，俱能格恭奉职，而在尚书房行走最久，朕及诸昆弟俱经授读，懋著慎勤，着加恩晋赐太傅，并着巡抚汪志伊朕奠酒，以示眷念旧臣祭意。摺内称新有子四人，孙行达，并令择其有出息者二人，送部引见。并赐祭葬，谥号文恭。”
蔡新从宦五十年，始终人品端正，言行一致，尽忠职守，清正廉明，特别是晨乾隆后期贪污成风的官扬中能独善其身，这与同是文华殿大学士的大贪污犯和珅相比，相爷做到相府虽堂皇壮观，却财尽囊空，两袖清风，保持廉洁奉公守法的优良作风。而同朝和珅自乾隆四十一年起受重用，以户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中行走，在蔡新致仕后被提为文华殿大学士，至嘉庆四年计廿多年后案发被赐死，抄家没收财产达白银九亿两，相当于当时12年全国财产收入，成为强烈鲜明对照。
穷理日精汉文传承
中华民族文化巨著《四库全书》举部完籍，蔡新付出不朽心血。四库全书馆始于乾隆卅七年，完书于四十七年，前后历十一年，馆一成立蔡新即从兵部尚书调为礼部尚书(乾隆38～40)年，《钦定四库全书勘阅缮、校诸臣职名》历任16名正总裁官中蔡新名列14位，蔡新还不保存《四库全书》手抄稿文渊、文源、文津、文溯四阁题“跋”四库全书后来再卷抄三份，分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蔡新是最后完成《四库全书》的主要功臣。蔡新仍负督办之责。据漳州市蔡新研究会出版的革新澄怀园八友图中永瑢、永璇、永瑆、刘统勋、刘纶、英廉、程景伊、五际华等八位四库全书总裁都有文章在内，收集到蔡新90岁生辰贺寿贴中有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副总裁刘墉、五杰、沈初等人的资料均有记载。
漳州市蔡新研究会从蔡新遗作“辑斋文诗集”研究，蔡新通晓政治、军事、史地、理学、易学等，知识出类拔萃，才华洋溢，在为宦五十年里学以治国，贯穿在体国恤民、以民为本、为民谋利之中。如中进士几年后则能向当时大学士方芭建议不宜一律禁止与南洋通商事，“兵于务农，且耕且守，”寓兵于农的“屯田制”;“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散利薄征，账穹恤民”等呼吁人们要关心农民的疾苦，注重农耕民食，努力巩固邦本，社稷才能长治久安等不朽思想的传承。
清入关后深知没有汉文化不能统治中国，历朝都设上书房以有学问的汉臣为师傅，教皇子皇孙读书，满族征服汉族，最终为汉文化所同化。蔡新入值上书房，由师傅升总师傅，辅导皇子读书达四十年之久，蔡新学问深醇，教法精良，勤工恳认真，知无不言，而淳朴和易，能使人意融，使皇子们精通经、史、文、算等等，得到了持子闪的尊敬。乾隆帝以新“究心根底，守世远家法”，深敬礼之。同僚朱圭说蔡新“直上书房四址年，其培养后迪于根本之地，最深尚久，诸皇子孙曾辈对公之容莫不肃然蔼然，敬信悦服。”蔡新在乾隆时代上书房教皇子孙对传播汉文化有很大贡献。
蔡新是清乾隆著名的文臣，在哲学语言同，继承了从叔父蔡世远的儒家理学，在学术上以“仁政”为宗旨(“仁”指古代儒每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其内容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以孟子的“不动心”为指归(“不动心指人们不能因为金钱、美女、官职、名誉、好声、好色……等外界事物的引诱，使心志有所动摇而产生邪念)。他尝苦予此心难治，因而辑录先儒有关操心、养心、存心、求放心等方面的论述，汇为一册，取名《事心录》蔡新还以讲义、奏章、论记、随笔、题跋、作序、墓表，辑著《辑斋诗文集》传世。蔡新还精于书法，漳潮各地祠堂庙宇皆有他题出的匾额楹联，署名“金浦蔡新”、“葛山蔡新”。
据悉，蔡新回到漳浦，乾隆感到朝中乏人谈论古文，常寄诗文请教蔡新爷。蔡新爷八十岁，高宗优崇故旧，清朝皇帝特御书“盛世耆英”四字以赐。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告老还乡，平易待人，睦邻相亲，敬老爱少，尊重县吏，劝义粜置义仓以济贫，庶民皆碑。蔡新虽官居极品，却谦虚谨慎。他回漳浦家居时，遇典史、巡检这类小县吏，持礼甚恭。有人说他这亲会降低身份，他说“我要使乡民知识位至宰相，也须尊敬父母官，懂得父母官的尊严。”族人曾与邻村溪南发生纠葛，他劝说“有万世溪南，无百年宰相。”教育乡人不得倚势压人。他在家乡设置义学，使无力延师的族亲子弟得以入学。还购置书田，作为族中参加乡会试者的资助。乾隆五十九年，漳州发生大水灾，他捐资劝粜，还置义仓，积粮备荒，又置义冢，令穷人有地埋葬亲属。新经常访问各地蔡氏宗亲祠堂及庙宇，修族谱，提倡睦族亲谊，敬老尊贤，在地方上施行公益和公德，后人仰慕。
蔡新全家也是古今孝子贤孙学习的榜样，是中华传统伦理美德的楷模。首先是“孝”，新事母至孝，中进士大夫后第二年即回家为父营坟。并接母亲去京，母因留恋故土未随行。其兄蔡溎(乾隆10年中进士)考虑到支持蔡新全心全意工作，免其后顾之忧，即辞官俸母。乾隆十八年，新又请假省亲，控视母患眼疾，乾隆廿二年，新又请假回家俸母，廿二年十一月抵家，十二月乾隆任命新等人为上书房总师傅，新札奏恳辞，乾隆允许以后任之，直至乾隆廿九年十二月母亡，丁忧守孝三年后，才于乾隆卅二年五月再回京续任。不当高官，侍奉母亲，真为孝子。新母林太夫人，同是“孝”可嘉，代新父孝敬公婆及带病的丈夫，事迹可歌可泣。曾得到乾隆帝的三次嘉奖。新爷位高权重而左右无妾室，身边唯有妻何夫人贤惠理家，孝顺婆婆，明大义，重伦理，性和平乐易，不与人为忤，人亦无忤之者。
遗址文献真迹可见
蔡新在故居下布村盖祖堂，全长36.29米，宽19.10米共三落：前三落是平房，都是四房二伸手，第三落是楼房，称“梳妆楼。”楼后造假山、金鱼池、石拱桥等园林式别墅。第一落厅堂,悬挂乾隆帝御笔“福”字木匾，第二落厅堂正中悬挂御赐“武库耆英”的木匾，匾左小字“赐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蔡新”，右署“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中间上盖金色玉玺印。此厅两旁还挂着蔡新祖父蔡祚喜亲撰楹联“顾盼摧马鞍会见才高倚马;挥毫握莲笔行将宠撤莲”，蔡新亲笔木刻。(注：该对木刻尚存在漳浦东县博物馆，“武库耆英”匾现尚在该房挂着，但玉玺金印被挖，该二房尚存已将倒塌，三落梳妆已倒塌，但整个房屋基础及四周情况仍完好。)
蔡新为宗亲的安全，1802年还盖座永清堡(亲笔书)，以花岗岩石块砌基，上三合土场，圆形建筑，内堡周长165.13，场高14.28米，分四层，均筑有突出部的圆形谯楼，以防御外患，可制敌于楼外，是保护社稷的永恒家园。园楼四周，筑有石场。现在圆楼已成为文物保护单位，除外形尚好外，异楼内设施及楼顶忆毁。
而建成于2002年12月“蔡新相爷纪念馆”，位于漳浦东县西畔西宸岭下，占地5亩，是两进宫殿式建筑，建筑面积484平方米，结构图宏伟壮观，景色秀丽怡人，氛围祥和，人文鼎盛，是历史文化交流和古迹旅游观光绝佳胜地。纪念馆前广场，左右两边各竖立4对旗杆，门外有两对大小石狮，大门两边石柱对联小石狮，大门两边石柱对联是“堂朝旗鼓山峰竞秀，庙座西施人才夺魁。”“西湖葛山五部尚书千秋奕世，梁峰下布二基功德万代流芳。”
蔡瓣是位值得人们纪念的历史名人，馆前右边竖立是蔡新石碑生平简历，曰“蔡新，福建漳脯下布人，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生，嘉庆四年(1799)卒，享年九十有三。少贫苦读。乾隆元年中进士，授翰林编修，入直上书房，侍读皇子。后迁弄刑部右、左侍郎六年。乾隆廿二年腊月，擢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卅三年八月始，出任工、刑、兵、礼、吏五部尚书，至四十五年菊月升协办大学士。越两年，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四十上八年升为文华殿大学，越两载加封太子太傅。在乾隆盛世，为重臣辅弼之，帝书‘黄扉宿彦、’‘盛世耆英’褒奖，德高望着重于朝野。致宦一世，勤政清廉，恤民，品德高尚，学问深醇，著有《缉斋文集》、《缉斋诗稿》等遗世，对儒学卓有建树。中华民族文化巨著《四库全书》举部完籍，蔡新鞠躬尽瘁。至卒后，嘉庆皇帝晋赠太傅，赐谥文恭，着汪巡抚赴浦‘代朕祭酒’。其一生，历康、雍、乾、嘉时代，是清朝职级最高者。”
馆内最后进是红木神龛，龛上雕刻有五个匾，正中《延禧堂》是蔡新祖祠的堂号，“欧荻延禧”是乾隆皇帝赐给蔡新母亲的匾，“盛世耆英”、“武库耆英”、“黄扉宿彦”是乾隆皇帝赐给蔡新的匾(原匾已失)。神龛内奉祀蔡氏始祖蔡叔度及宋儒蔡元鼎为始祖。暨西湖房始祖蔡大壮(明嘉靖28年举人，宁乡知县列祖列宗神位，神龛四个柱上刻有《大宗一而祚衍长，本行修则英华发，有确真实敦孝敬，幸人讲誏达家邦》西湖房28字昭穆。神龛前是蔡新暨何夫人塑像。
神龛两边墙上挂有26位蔡氏祖宗的遗像。
纪念馆内各个立柱刻有7对对联“顾盼据马鞍会见才高倚马;挥毫握莲笔行将宠被撤莲。”“辅国已作盛世栋梁;修身堪为千秋楷模。”“西域人杰地灵昌门第;湖池山明秀耀家馨。”“文韬治国攘乾隆兴盛世;武略安邦佐大清立丰碑。”“官游六部忠孝廉节匡纲纪;文裁四库诗书礼乐振朝仪。”“济世永恒神速禄馨;阳气长生儿孙荣。”“身居卿相廉正一心为国;志在文史总裁四库全书。”屋顶横梁挂有蔡新一生的官职“进士“、“翰林编修”、“五部尚书”、“尚书房总师傅”、“太子太傅”、“太子太师”、“文华殿大学士”、“四库全书总裁等匾。
壁墙挂满蔡新文物资料70多幅，按原件电脑整理喷绘资料，分三个系列：一、拓印蔡新在京“澄怀园入友图“石刻25幅，有一个皇帝、七个大学力及皇子皇孙咏文及字迹真笔31篇，难能可贵;二、蔡新出土墓碑拓件，及蔡新亲笔的石碑、墓碑、木刻联、木匾及其亲笔临摹书法家赵孟頫《朱子感兴诗》手迹，《为宋儒陈北溪集题序》手迹等23幅;三、蔡新90生辰文武百官七十三帧贺寿帖。其中有刘墉、纪晓岚等，都是7言5言诗亲笔资料。全馆充盈清代文物史料的浓厚文化氛围，是中华文化遗产的瑰宝。
苏州大学士 sū zhōu dà xué shì
大学士 [ dà xué shì ]
生词本
基本释义详细释义
[ dà xué shì ]
古代官名。始置于唐。唐崇玄馆、集贤殿的大学士，由宰相兼领。宋时多系优礼大臣的官衔。明初废丞相，以大学士充顾问。明中叶后，入阁者多为尚书、侍郎，实掌宰相之权。